非遗系统研究的科学研究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不但在对于非遗资源的记录保存、认识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对于非遗资源的整理、分析、考证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首先是一种重要的非遗资源整理工具，通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可以把各种原来散见在民间的非遗事象与非遗信息集聚整合到一个系统的框架之中，然后进行一定的综合、归纳与提炼，使其逐渐达到一种系统研究的高度。

具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这种对于非遗资源的整理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零碎变为系统

非遗资源作为一种主要产生与传承于民间生活之中，与各个社区、各个族群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文化资源形式，其初始的生存状态往往显得十分的零碎与分散，这就使得对于非遗资源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往往会显得极为不易。例如，由于非遗资源的生存状态十分零碎与分散，使得我们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的汇总与计量，以此看出非遗资源的总体情况与共性特征。同样地，也正是由于非遗资源的生存状态十分零碎与分散，使得我们很难在对于一些个别非遗资源事象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推理与抽象，从而总结出我国非遗的整体性特点、内涵与规律。总之，对于大量存在但是又较为零碎分散的非遗资源与事象而言，仅仅依靠一些个别的，或者是单一性的对象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一些较为有效的和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整理，通过对于大量非遗资源的汇总、归纳与综合，使其变得更加具有系统性、条理性与全面性，才能更好地揭示非遗资源的内在规律与共性特征，从而形成对于非遗资源保护的更多的理性自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正是这样一种可以对于非遗资源进行系统性、综合性整理的有效方法。通过具有强大的系统化功能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可将大量的非遗资源信息放置于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之中进行表现，使研究者可以在一个整体的非遗谱系中系统地把握非遗资源情况，更好地探索非遗资源的特点与规律。

以我国传统纺织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的图谱编制为例。我国传统纺织手工技艺种类繁多、地域分布较广，往往显得千头万绪，难以梳理。但是，通过纺织手工技艺图谱的编制，便可以清晰地建构出一个充满地域特色的纺织手工技艺类非遗资源网络体系，既反映出各种非遗资源类型自身的地域性特点，又反映出建立在各种非遗资源类型基础上所构成的区域文化圈特点，及其该文化圈内部的各种文化、经济的流动状况。如我国传统纺织手工技艺主要包括丝、麻、棉、毛等不同类型，通过手工纺织技艺项目分布地图的制作与标识，可以看到丝绸纺织类项目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地区；毛纺织类项目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等地区；夏麻布纺织类项目则主要集中在江西、重庆、海南、河南、安徽等地区。棉纺织类技艺项目分布区域最广，遍及全国大多数省市，其中又以上海、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四川、海南、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市最为丰富。纺织技艺分布区域的资源图谱，向我们呈现了集中生产丝绸、棉麻、毛等不同类型的生产区域特征，有助于研究者进行分类别的专项研究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

2．将单一变为整体

就某种具体的非遗资源来说，它一方面是个别的，单一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是整个非遗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的非遗资源形式与类型，以及相关的生态环境、人文背景都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对非遗资源进行考察时，往往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些非遗资源本身，而是要把它扩展到与其他非遗资源以及某些生态环境、人文背景的广泛联系的方面。对于非遗资源之间这种信息交错、相互依存的整体性特征，传统的表达形式往往难以十分清晰明了地呈现，而通过对非遗类型之间的关系谱系的图谱编制，则可以有效弥补许多传统表达形式的不足，有助于接受者在一个整体生态环境中把握非遗资源的复杂情况。例如我们可以在一个民间剪纸类的图谱谱系序列中，同时列出“乐清剪纸”“扬州剪纸”“安塞剪纸”“中阳剪纸”“蔚县剪纸”“佛山剪纸”等一些不同风格的剪纸形式，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国各种民间剪纸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我国民间剪纸的总体特色与总体风格。又如我们可以将“蔚县剪纸”这一非遗形式以及与这一非遗形式相关的各种信息，如蔚县剪纸作品、蔚县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蔚县剪纸保护单位、蔚县剪纸经营商店等一起制作成一个“蔚县剪纸相关信息”的图谱谱系，这样便可清晰地反映蔚县剪纸与其他各种信息之间的关系状态，彰显出有关蔚县剪纸这一非遗样式的整体性意义。由于汇聚了某类非遗事象的不同要素，便于整体、综合地，但也不乏精细地对其进行研究性的考察，因此在此图谱中也可以进行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一些衍生的文化现象如果在不同地域存在，也可为我们对其现象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们与非遗事象的本体关系提供研究的空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中都可以进行一定的提炼与挖掘，并通过一定的综合、归纳与提炼，不断提升非遗系统研究的高度。

3．将含糊变为清晰(www.xing528.com)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还可以对许多具体非遗资源事象的真伪、是非，或者含糊不清之处进行考证与辨析，从而使我们对于许多具体非遗资源事象的研究变得更加清晰完整与真实可信。例如众所周知白蛇传传说主要流传于浙江杭州、江苏镇江等地区，与其相关的许多历史遗迹也主要出现在这些地区。但是经过对于《白蛇传历史遗址类相关信息分布图》的编制，课题组研究者发现原来在河南省的鹤壁市、四川省的峨眉山市等地区，也有大量与白蛇传传说相关的历史遗址存在，如鹤壁市的白蛇塔、许仙塔、白蛇洞，黑水；峨眉山市的白龙洞、黑水、白水、斗龙坝，等等。这些历史遗址的存在充分证明，白蛇传传说可能有着多个传说中心地，而并不仅限于浙江的杭州与江苏的镇江这两个地区。由此可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可以对原来某些非遗资源的认识进行考证、辨析与重新认识，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不仅是一种重要的非遗资源整理工具，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非遗资源分析工具。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中各种内容的排列组合，可以具体分析非遗资源在历史渊源、分布地域、生态背景、类型类别、地域风格、传承脉络、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与特点，系统掌握非遗资源发生发展的规律与取向，有效推动非遗保护的学科理论建构。

非遗资源往往有着悠久的演变史，表现出漫长的历史文化积累和演化过程。非遗研究者在接触一个非遗对象并试图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时，首先需要对非遗资源的缘起、发展和变迁进行文献爬梳，也就是系统考察非遗对象的历史演变范式，任何对于非遗对象的研究方向，都必须建立在对非遗对象历史过程的梳理基础上，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真正了解非遗资源所生存的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变迁过程，才能探讨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和内涵。但是，由于非遗资源的形成、演变过程往往十分复杂，因此仅仅依靠阅读文献资料的方式来研究非遗资源历史发展状况是不够的，而且，某些文字的表述有时也会造成研究者的误解，而通过对反映非遗历史线索内容的图谱制作，可以使研究者更加方便厘清非遗资源的演化发展情况，避免对文献的重复阅读和大量信息的反复遴选，提高研究工作的有效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也可以起到具体分析各种非遗资源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各种非遗资源事象之间，往往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关系，它们是非遗资源之间相互影响以及融合演化的重要基础，也是非遗研究中重点考察的内容对象。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可以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列入一种“谱系化”的体系中进行考量，使各种非遗资源之间反映出的多种逻辑关系，诸如承接关系、递进关系、推衍关系、交互关系等得到较为简洁、清晰的表达，这也是一般的文字表述所难以企及的。例如，我们可以将“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这一上海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几个不同的阶段，然后绘制成多幅反映这些不同阶段中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发展演变情况的历史发展演进图谱。在这种图谱形式中，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在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技艺形态主要是以一种时间递进的关系而得以呈现。又如我们可以将“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这一项目按照一定的工序流程分为脱籽、弹花、搓条、纺纱、经纱、染色、织布、提花等一系列过程，然后手绘线描成图像，并将其组合成为多幅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工序流程图谱。在这种图谱中，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的各个具体环节主要是以一种工艺流程顺序的关系而得以呈现的。再如我们可以将“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这一项目按照其传承人的代际关系分为第一代传承人、第二代传承人、第三代传承人、第四代传承人，然后制作成一定的图像，并组合成为一幅或多幅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传承图谱形式。在这种图谱形式中，各代传承人之间主要是以承接层递的关系而得以呈现的。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可以将非遗资源的各种事象之间的关系得到鲜明的呈现，为人们分析考察非遗资源的内在规律提供方法途径。

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也是一种重要的非遗资源考证工具，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中各种内容深入考证与研究，可以深入辨析非遗资源以及相关信息的真伪，系统梳理非遗资源之间以及非遗资源与各种相关信息之间的关系，使有关非遗的研究更加科学、真实、可靠。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实际上是一种有关非遗资源的重要研究工具，通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不仅可以全面了解非遗资源的基本状况与主要特点，而且也可以深刻把握非遗资源的内在规律与各种关系，从而更为深入地揭示非遗资源的内在本质。

在谈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科学研究价值方面，引用一些德国、日本学术界有关民俗地图编制方面的理论是颇具借鉴意义的。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将民俗与地理学进行结合起来研究的国家，并且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民俗地图”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德国学者威廉·派斯勒在《民俗学中的地理学方法》一文中指出：“比较不同民俗现象最终可以总结出，有哪些地区是存在某民俗现象的区域，有哪些则是不存在该现象的。多个具有相同民俗和文化特征的区域合起来就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化区。另外，我们还认识到，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其行为上与普遍的文化潮流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谈道：‘只要有足够的研究材料，通过比较某地区不同文化现象中的人类行为，便能很好地认识和理解不同的文化区域。’运用这种方式，我们即可成功认识、了解到人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18]他又说：“在民俗学中使用地图的另一优点就是可以通过民俗现象的区域对比来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且通过测绘使这些民族性的东西可以与同样在地面传播的其他类型的现象相比较。这样一来，就可以揭示纯粹的民俗现象以及在总的环境条件下的同样的民俗现象二者各自的因果关系。”^[19]在这些阐述中，作者重点强调了民俗地图在民俗地域差异比较以及相互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直接点出了民俗地图这种研究方式在文化类型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日本是继德国之后在民俗地图研究方面成果颇丰的国家，并且较为自觉地将民俗地图看作是一种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主要被用于对于民俗的调查、整理、比较、分析等领域。在日本民俗学界，民俗地图标示法被定位于民俗学研究辅助方法之一，具体属于民俗资料整理方法类。民俗地图标示法首先作为客观显示民俗分布，表示民俗存在、变迁、移动的记述性手段出现于民俗调查报告或民俗现象记录中。旅日学者何彬曾经多次撰文指出：“当民俗研究者把它作为揭示某种民俗规律、阐述民俗理论的方法，在论文里用它标示自己的某种思维或某种民俗研究结果时，民俗地图标示则从记录、整理民俗资料的记述性手段升华、转变为研究性手段。”“民俗事项被标示于地图，可以向人们展示某个空间范围内民俗事项的地域相关性即民俗事项的横向关联。强调民俗事项具有的较强的历史连贯性，则可以在地图上展示某个时间段范围内民俗事项的历史相关性即民俗事项的纵向关联。利用地图的平面可视性和广域可显示性等特性，可以观察、分析民俗传承的地理分布，认识民俗现象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存在表象。把握民俗的地域特性，进而分析、认识民俗的本质，从分析中抽取民俗事项的深层特性或某种规律性、象征性等，最终达到通过民俗图示读解出民俗文化本质规律的终极目的。这是民俗地图具有的重要作用。”^[20]她又进一步指出：“作者把民俗文化资料数据化、符号化之后标志于地图，读者通过读解民俗地图的各种符号，可以实现还原民俗现象、把握民俗的地域特征的作用。经过分析信息符号，可从中抽取民俗事项的深层特征或某种规律性、象征性，达到抽取某项民俗或某地区或某社区民俗文化规律的终极目的。”^[21]

德国、日本的民俗地图理论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这些理论中所论述的有关民俗地图的学术研究价值问题，同样也对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价值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