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与保存价值：非遗事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重要性

图谱作为一种主要以可视化、形象化、系统化方式对于事物进行表现的文体形式，其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为基本的一种价值，就是可以对各种在一定的历史过程或者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事物、人物等客观事象进行真实的记录与保存，以使人们可以通过它们来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些客观事象的真实面貌，加强人们对于某些客观事象的准确把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图谱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可视化、形象化、系统化的特点，可以直观地表现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形象、状态、特点，因此使得图谱这种文体在对于各种客观事象的记录与保存方面具有比文字等其他文体形式更为明确、直观、概括的优势，更容易被人们所认识，所了解。

图谱这种对于客观事象的重要的记录与保存价值，在我国古代的学术理论思想中已经有过很多的阐述，其中阐述得最为透彻的就是南宋时期的目录学大家郑樵。他在《通志》一书中曾经用大量的例证来说明图谱在记录保存方面的作用。他说：“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13]他认为，为什么晋人张华会对“汉之宫室千门万户”了如指掌呢？这并非是因为他“其博物”，而是因为他见到了《汉宫室图》。为什么唐人武平一会“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呢？这并非是因为他对春秋的历史掌握得特别多，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春秋世族谱》。如果他事先没有看到过这些记载着历史事象的图与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若“使华不见其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通过这种正反两方面的论证，郑樵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更为可贵的是，郑樵在《通志》一书中，还专门列出了十六类他认为应该值得记录保存的具体的图谱内容对象：“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旗，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14]认为这些内容对象都是应该通过图谱的形式来进行记录与保存的。可以说，郑樵的这些有关图谱价值的理论思想，对于我国图谱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最为可贵的是，他已经看到了图谱与文字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认为图谱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还要超过文字，这在当时乃至后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中人们普遍存有“重文字轻图像”的思想倾向与风气的情况下是十分了不起的，同时也是具有很强的超越性意义的。

作为以非遗事象为内容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其记录保存的价值更是十分重要。非遗事象与非遗资源是民众创造并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它历经时间的洗礼、空间的流播，表现出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形态各异的多样性和变异性特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于非遗资源的价值却相对认识不足。在历史上，很多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对于文人雅士创作的诗词歌赋推崇有加，然而对于那些主要由民众创造的非遗事象却时常漠不关心，甚至嗤之以鼻。这一事实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得大量的非遗资源从人们的生活中流失与消亡。另一方面，由于非遗资源大多是通过口头传承的，缺乏文献的记载与保存，因此更是容易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散失消亡。例如我国的一些珍贵的手工纺织技艺形式——蜡染、扎染、印染等，原来本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方式与生产技艺活动，主要依靠一代代人的身传言教得以传承延续。这些手工纺织技艺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也蕴含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技艺形式已经从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中逐渐退出，而相关的历史记载又十分之少，因此，如果不对这些非遗事象进行有效的记录与保存，就很可能会使这些非遗事象流失殆尽，甚至完全从人们的文化记忆中消亡。又如居住于海南岛的黎族女性以前善于编制黎锦，黎锦技艺主要为家族式的传承，以母女相传最为普遍。当地女孩从懂事起，就要开始学习这种独特的纺染织绣技艺。但如今，母女相传的黎锦技艺传承方式受到了现代教育方式的影响，当地女孩到了学龄阶段便要去学校读书，已无暇花很长的时间随母亲在家学习传统技艺，或用几个月时间来为自己织一条筒裙。由于黎锦花纹图案完全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并没有现成的图谱保存，随着老艺人去世，这种技艺也正在快速地消失。

面对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有关非遗资源的散落、失传乃至被遗忘的问题，图谱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用图谱的形式对于大量主要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延续的非遗事象与非遗资源进行真实、形象的记录，可以使这些非遗事象与非遗资源得到有效的保存，为后人留下宝贵的非遗事象历史印迹。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方式，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大量的珍贵的非遗资源系统地记录、保存下来，使当代的人们能够如愿以偿地看到它们的真实面貌，从而更为充分地认识与了解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与生活智慧。如今，我们也可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的方式，将大量的珍贵非遗资源完整、系统地保存下来，使中国传统社会所留下来的各种优良的习俗与技艺在当今社会中更好地发扬光大，世代相传。尤其是在传承民族精神价值，保护民族文化之根，倡导文化多元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事实上，在我国民间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的非遗事象与非遗资源，例如刺绣的花样图案、建筑的形状与工序、扎染印染的流程、舞蹈戏曲的表现程式，手工技艺的绝技绝活、百工行当的门类等，正是通过一些艺人或匠人的手绘图画画出其具体的形象，才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传承。(www.xing528.com)

例如文身是一种世界性的古老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古代曾遍及五大洲的许多族群之中。傣族是中国文身习俗传承时间最为长久，也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之一。从人类文身历史来看，多数民族文身元素与图案的记录和传承，均是依靠人体活态及文身师头脑记忆和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实现的，但傣族还有除人体之外的物化标本和载体——绘制在纸张之上的文身图谱使用和传承。这是傣族文身的独特性之一，也是有别于其他民族文身最显著的特征。文身图谱是指在傣族传统文身历史上，由文身师绘制、传承、参考使用的，将文刺于人体之上的那些由傣文、巴利文或缅文构成的纯文字类符咒，纯动物、植物、工具类图案，以及由文字与几何图案、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工具图案、宗教象征物图案、宗教建筑图案等相结合的符咒系统化了的传世谱书。其产生的时间应该在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和傣文创制使用之后，即公元十二三世纪以后。早期可能是以贝叶经的形式出现，到十六七世纪开始出现纸质的文身图谱。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它在傣族社会中的使用和传承仍十分普遍。^[15]可以想见，如果不是通过图谱的形式对长期在傣族民众中传承的文身花样进行真实的记录与保存，傣族古老悠久的文身文化遗产就很有可能会逐渐走样，甚至完全失传。由此可以充分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在对于非遗事象的记录保存方面，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价值也是十分突出的。

又如我国传统小商贩行业技艺历史渊源深厚，表现形式众多，与广大的民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时日久远，许多小商贩行业在当代社会中都已经逐渐式微，人们也很难再能看到它们的真实面貌。但是通过图谱绘制的形式，便可以生动形象地将它们一一表现出来，使人看后深得其中的真谛。

当然，采用文字、声音等形式也可以对大量存在的非遗资源进行记录保存。但正如上述所言，以文字为代表的传统记录方式一方面难以准确表达非遗资源信息，另一方面其庞大的数量也往往会将研究者淹没于资料读取的过程之中，从而缺乏对其中关键问题的精准把握。而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则可以较好地避免这一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可以通过标示图、地图、图表和网络图等各种独特的表现手段，对非遗资源进行直观、清晰、简练的表达，具有超越文字表述那种繁冗隐晦，甚至存在一定偏误性的优势，大大节约研究者读取资料的时间，提高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和效率性。另外，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制，还可将大量的非遗信息放置于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之中进行表现，使研究者可以在一个整体的非遗谱系中系统地把握非遗资源情况，形成“见一叶而知秋”的感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