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资源文化类型的形成原因及优化方案

非遗资源的文化类型反映了非遗资源的文化多样性，其形成原因可归纳为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功能、非遗自身的表现形式以及民族文化特性等几个方面。

1．自然生态环境原因

非遗资源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是由自然生态环境决定的。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有高原、平原、山区、丘陵、海岛等。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非遗资源类型。例如重庆巫山县的龙骨坡抬工号子，体现了较为典型的山地文化特色。龙骨坡的先民们为了生存要建屋造房、架桥铺路，特别是在搬运大型的石料等材料时，必须要出动众多男性青、壮年，以集体力量担负，于是就形成了抬工群体。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为了要在山地的环境能够做到集体步力合一，抬工们便通过吼唱号子来进行轻松协调，慢慢就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抬工号子”。

我国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三角平原，以及中原地区，成都平原等地区农业生产发达，由此诞生了许多具有鲜明农业生产特点和平原文化特色的非遗资源形式。如荆州地处江汉平原的滨江介湖之地，江河纵横，湖网成片，气候温和，物产富饶，食物品种丰富多彩，素有“饭稻羹鱼”的传统，因此，荆州的基本饮食结构为“以稻米为主，水产禽为副，蔬菜为辅”。其地方性非遗资源如荆州鱼糕等，便颇能凸显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的特色。荆州鱼糕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区，以草鱼、猪肉、土鸡蛋为主要原料，其特色是“吃鱼不见鱼，鱼含肉味，肉有鱼香，清香滑嫩，入口即溶”，传承至今已形成“无糕不成席”的情形。

此外，高原、丘陵、海岛等自然环境也会产生许多顺应当地生态条件的非遗资源，在此不另一一例举。

2．社会文化功能原因

社会文化功能是导致非遗资源文化类型多样性又一大因素，它们具体又可包括信仰文化功能因素、审美文化功能因素、娱乐文化功能因素等几个方面。

（1）由信仰文化功能因素产生的非遗资源形式

由信仰文化功能产生的非遗资源在传统节日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藏历新年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从藏历元月一日开始，一直到十五日结束，持续十五天。因为全民信仰佛教，故整个节日活动始终洋溢着浓厚的宗教气氛，是一个娱神和娱人，庆祝和祈祷兼具的民族节日。届时要将“切玛”和麦苗供奉在神案正中，祈祷来年五谷丰登。鼓藏节又叫祭鼓节，是苗族属一鼓（即一个支系）的支族祭祀本支族列祖列宗神灵的大典，俗称“吃鼓藏”。“鼓”是祖先神灵的象征，鼓藏节主要是为祭祀创世的蝴蝶妈妈，活动内容主要以跳芦笙舞为主。节日体现了苗族悠久而又神秘的民族文化传统，是苗族祖先信仰的集中体现。仡佬族毛龙节源起于古代仡佬族的“竹王”崇拜和生殖崇拜，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元宵节期间。其核心内容是龙崇拜，另也包括竹王崇拜、盘瓠崇拜、民间佛道崇拜和原始崇拜等。仡佬族毛龙节是中国龙信仰的独特体现。

（2）由审美文化功能因素产生的非遗资源形式

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非遗资源是由于广大民众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对于这些非遗资源来说，审美功能是导致其形成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例如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的昆曲，最早发源于江苏昆山，主要是在迎合了当时的一些文人的审美需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昆曲的唱腔细腻、委婉动人，唱词抒情性强，叙事生动。表演时，能将歌唱与舞蹈结合的巧妙和谐，伴奏乐器有曲笛、笙、箫、唢呐、三弦、琵琶等，带给民众视听和精神的美好感受。因此，昆曲应该是属于一种典型的艺术审美性的非遗事象。我国许多传统舞蹈类的非遗资源也同样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审美文化功能，例如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各种舞龙舞狮、踩高跷、旱船舞、滚灯、马灯舞等非遗项目，大都是在迎合了广大民众那种喜爱欢快热闹、活泼生动的美学情趣的基础上产生的。

（3）由社交娱乐功能因素产生的非遗资源形式

有些非遗资源是由于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例如“阿婆茶”是上海青浦一带沿袭至今的一种民间习俗。青浦当地农村里的阿婆，每天你来我往，聚在一起，几张桌椅围坐在农家客堂里或廊棚里，桌上放有咸菜苋、萝卜干、九酥豆等自制的土特产，边喝茶边聊天，嘴不闲、手不停（做针线活等），其乐融融。这种以茶为礼、以茶待客，并能交流思想感情、构筑睦邻和谐友情方式的文明道德时尚，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阿婆茶”的风俗礼仪。“阿婆茶”与其说是一种茶俗，不如说是一种交际民俗，人们往往以茶为媒介，进行人际交流，体现了鲜明的社会文化功能。

还有不少非遗资源由于参与性、体验性强，往往带给民众极大的娱乐文化体验，这在游艺类、竞技类、体育类非遗项目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斗鸡、斗蟋蟀、摔跤、蹴鞠、各类武术，等等。

3．民族文化特性原因

影响非遗资源产生不同类型与形式的还有民族性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非遗资源的民族性特征非常鲜明突出，不同民族因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俗不同，形成相异的文化性征，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每一个民族都因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同而保持着特殊的生产、生活和感情表达方式，因而创造出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的非遗资源之间也具有一定的杂糅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我国的文化总体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与此相应的各种非遗资源形式。

在我国的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居住着许多的少数民族居民，他们有着与汉族居民不同的经济文化方式，因此也相应地形成了许多非常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非遗资源形式，例如民族史诗（如《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嘎达梅林》《阿诗玛》《梅葛》等）、民族歌舞（如藏族的弦子舞、锅庄舞、热巴舞，傣族的孔雀舞，维吾尔族的萨玛舞、赛乃姆等）、民族生产习俗（如蒙古族的狍皮制作、马具制作、牛羊肉烹制、驯鹿、养驼技艺，赫哲族的鱼皮制作等）；民族节日文化（如蒙古族的那达慕、马奶节、祭敖包，朝鲜族的回甲节、回婚节、老人节，傣族的泼水节，壮族的蚂拐节、陀螺节，满族的颁金节，藏族的雪顿节、望果节，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的古尔邦节等）。总之，非遗资源中蕴含了各种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非遗资源内容本身包含着各种可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构要素以及由这些结构要素构成的复杂关系，由此而形成了诸多不同类型的内容结构体系。非遗资源的空间结构是一种主要从空间关系的角度来考察非遗资源各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方法，它所强调的研究重点，是非遗资源的“在地性”，具体来说，也就是在一定的地域关系中考察非遗资源的地域分布特点、分布格局，以及相应地域各种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非遗资源的时间结构是一种主要从时间关系的角度来对非遗资源的发展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它所强调的研究重点，是非遗资源的“历时性”，具体来说，也就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关系中考察非遗资源的形成、发展、演变状况，以及导致这种形成、发展、演变状况的诸多原因。非遗资源的时空交互结构，则是一种将非遗资源同时放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进行综合审视的理论与方法，它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就是非遗资源在时间与空间的交互性关系。具体来说，也就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坐标相交互的视角上来考察非遗资源因时间发展而引起的地域分布的变化状况，以及在不同的地域中同一非遗资源的不同时间发展序列。非遗资源的文化结构则是一种主要从文化特征、文化类型的角度来对非遗资源进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它所强调的研究重点，是不同非遗资源之间在文化背景、文化内容、文化形式、文化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造成这些差异性的各种自然与社会因素。总之，通过对非遗资源内容结构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探究非遗资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特点，更好地把握非遗资源深入复杂的内在规律，这对于当代非遗图谱学体系的建构与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田兆元：《亟须创建“非遗”资源图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16日。

[2]蔡丰明主编：《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柴国珍、孙文学：《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与重心移动分析》，《文化遗产》2010年第2期。

[4]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哲学问题之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5]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

[6]梁福兴、吴忠军：《民俗旅游学概论》，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第99—102页。

[7]赖彦斌、董晓萍：《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8]［日］福田阿鸠：《日本民俗学讲演录》，白庚胜，译，成都时代出版社，2008年，第43—50页。

[9]吴丽丽：《上海地区妈祖信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5月。

[10]吴丽丽：《上海地区妈祖信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5月。

[11]以上资料参见车锡伦：《清及近现代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概况》，《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12]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3]李蕊蕊、赵伟、陈静：《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