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资源的时空交互结构与基本内涵

以上我们从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两个维度上考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内容的结构特点，但是这还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内容的时空结构问题的全部内涵。因为在许多非遗资源的形成、发展与传播过程中，空间与时间这两个因素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在这些非遗资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由此而构成了一种非遗资源在时空领域中较为复杂的交互性关系。因此，我们在对某些非遗资源进行考察时，并不能够仅仅从空间或者时间这一个坐标上去思考问题，而必须把空间与时间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从其空间因素与时间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互动关系上来建立非遗资源的时空结构体系，揭示非遗资源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某些规律。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民俗文化在时间向度上的传承性和空间向度的扩布性，决定了我们要用时空整体观来审视非遗。”^[7]只有将时间和空间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对非遗资源进行整体观照，在考察非遗资源的空间关系时同时研究它们的时间性因素，在考察非遗资源的时间关系时同时研究它们的空间性因素，才能更为全面、科学地揭示非遗资源在时空关系上的重要特点与基本规律，更好地体现出非遗资源内容结构研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具体而言，非遗资源的这种较为复杂的时空交互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随着时间的增长，非遗资源的推广、传承地域范围逐渐扩大。有些非遗资源事象原本只是在一个较小的空间范围中流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被逐渐推广、扩展到其他许多地区，并在这些新的地区中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非遗资源时空格局。（2）随着传承空间的扩大，同一项非遗资源会在不同地域的时间跨度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一般来说，出自本源地的非遗资源，在时间跨度上肯定要超过传承地的非遗资源，而传承地的非遗资源其传承发展的时间跨度则要晚于本源地的非遗资源。但是有时也有特殊的情况。例如有些本源地的非遗资源由于某些原因在本源地逐渐式微，甚至失传了，但是在传承地的非遗资源倒反而发展、传承得很好，这样就有可能会产生传承地的非遗资源在存在、发展的时间跨度上超过本源地非遗资源的现象。（3）某些非遗资源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阶段中具有几个发源地，它们各有各的推广、传承地域，各有各的时间发展序列，这样就构成了一种非遗资源时空关系上的“多头并进”式的结构。它们的存在，使我国的非遗资源在时空关系上表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同时也更值得我们去对它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与研究。

把非遗资源的时空关系放置到同一个坐标体系中去进行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对非遗资源进行动态性研究的方式，它的理论逻辑基点就是：非遗资源不论在地域空间上还是在时间延续上都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它并不仅仅静止地停留在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时间阶段中，而是不断地处于一种动态的和变化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有关非遗资源时空交互结构的理论思想，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科学的、发展的历史观与文化观。

在有关非遗资源时空交互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中，我们可以较多地参考西方历史地理学派以及日本民俗学中的“周圈论”等一些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西方的历史地理学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芬兰，其创立者是语文学家兼民俗学家科隆父子（J．Krohn，1835—1888和K．Krohn，1863—1932）。另外还有民间文艺学家A．阿尔奈（Antt Aarne，1867—1925）、W．安德松（Walter Anderson，1885—1962）等人，也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实证论。科隆父子认为，民间文化（主要是民间文艺作品）有一个朴素简陋向繁复精美的演变过程。每一个重要题材，都有它的原始形态，也都有一个发生的时间和原始的发祥地。他们的研究是要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相关民间文化异文的比较，对题材模式的迁徙和流变状况进行探索，力图确定其形成时间和流布的地理范围，从而尽可能地追寻这种题材模式的最初形态和发源地。历史地理学派强调以地理和年代对民间故事进行排列与分类，认为只有这样的分类才能区分出哪些是原初的成分，哪些是后来补加的东西。西方历史地理研究的这种视角，对于我们探究非遗资源的时空交互结构有很大的启示，可以综合考量非遗资源传承与扩布的时空动态过程和规律，从而通过图谱绘制的技术手段来加以视觉化的呈现。由历史地理学派的理论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非遗资源时空交互结构就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变化因素中所形成的非遗资源的发展变化状况及其所形成的序列。由于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的相互交融与影响，推动了非遗资源在某些区域中发生演变，或逐渐丰富，或逐渐消解，或发生根本改变，从而构成了一种具有时空互变性特点的结构序列。(www.xing528.com)

日本民俗学领域中的“周圈论”是由具有“日本民俗学之父”称号的柳田国男提出的一种分析与研究某些民俗现象的理论方法，最早运用于对于某些地方方言的研究方面。1927年，柳田国男发表了《蜗牛考》一文，对“蜗牛”这一词语的方言称谓进行了详细考证。他在文章中搜集了日本各个地区有关“蜗牛”一词的不同的方言称谓，如“纳美库吉”“此不里”“卡大此不里”“玛依玛依”“德德姆西”，等等，并把它们按照不同称谓的地区画成地图。他发现把“蜗牛”称作“纳美库吉”的人主要分布在日本列岛的最外侧，主要是日本北端的东北地区以及日本南端的九州地区，稍稍内侧一点的人则说“此不里”，再内侧一点的人说“卡大此不里”，而最接近日本列岛中心的京畿地区的人则把蜗牛称为“德德姆西”。通过这张地图，柳田国男得出的结论是，越是距离日本中心地远的地方，对于“蜗牛”一词的称谓越古老，而越是距离日本中心近的地方，对于“蜗牛”一词的称谓越现代，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方言是随着留存地域的远近与留存时间的远近而逐渐变化的，并可以画出一个方言演变的层递式周圈，这就是有名的“方言周圈论”。后来，柳田国男也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民俗学的领域，研究了男子入赘等民俗学问题。^[8]通过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柳田国男等人提出的“周圈论”，实际上也是在历史地理学的时空交互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形成的，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化是随着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作用，产生了新的文化表现形式，而通过新老文化形式的比较研究，又可以追寻这种时空交互作用的踪迹，探析文化形式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很显然，这种理论与方法对于我们开展有关非遗资源的时空交互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在中国非遗资源库存中，能够体现出这种时空交互特点的项目与资源为数甚多。例如民间传说类的非遗项目——烂柯山传说，表现的主要内容是晋朝樵夫王质上山看棋烂柯的故事，其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晋朝中期虞喜的《志林》。而后，在北魏孝文帝时郦道元的《水经注》、南朝梁武帝时任昉的《述异记》等诸多史科中也都有记载。故事主要描述晋朝中期有个樵夫名叫王质，家住衢城太白井旁，家有老母和一个年幼的弟弟。王质常年以砍柴为生，他经常到衢城东南一山中砍柴，此山林深茂密，山中有一座巨大的石梁，形同石室而得名石室山。有一天，王质到石室山中砍柴，在石梁下遇两童子（实为仙童）下棋，王质在一旁看了一盘棋，砍柴的斧头柄已腐烂，时间也过去数百年，回家后，家人已不复存在，王质重归石室山而得道成仙，烂柯山因此而得名。从故事内容中所反映的主人公“家住衢城太白井旁”“经常到衢城东南一山中砍柴”等描述来看，这一故事最先起源于浙江的衢州地区，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推广传播到山西、四川、广东、福建、河南、陕西、山东等地。目前，在我国的山西武乡、广东高要、陕西洛川、河南新安、四川西昌、福建南平、江苏虞县、浙江淳安、山东莱芜等地区，都有关于烂柯山传说的流传，甚至在邻国日本，也有烂柯山传说的记述。烂柯山传说目前所存在的地域空间分布特点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通过对“烂柯山传说分布图”“烂柯山传说历史演进图”的编制，可以看出该非遗项目的“集中地”“扩布地”等空间分布信息及其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从中总结出该非遗资源项目的时空交互规律。

我国手工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也同样呈现出显著的时空交互特征。南宋末年，松江地区开始引进种植棉花，当时的棉纺织技术十分落后。元代初年，黄道婆回到家乡乌泥泾，改进了捍、弹、纺、织之具，推广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棉纺织技术。明代中叶，松江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获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棉纺织业也成为松江地区重要的支柱型产业。鸦片战争后，松江地区先后受洋纱、洋布的冲击，手工棉纺织业逐渐走向衰落，但仍有一定的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地区农村手工棉纺织仍然存在，但多为自织自用，现代棉纺织成为城市重要的支柱型产业。在该项非遗资源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空间分布区域也在发生着改变，在我们制作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区域流布图”中，明确了这项非遗资源从上海的华泾镇逐步扩散到江苏的启东市、海门市、南通市、太仓市、昆山市、常州市，以及浙江的嘉善县、平湖市、乍浦县、桐乡市、慈溪市、余姚市等地区的过程，清晰地展现了这一非遗项目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向多个地区传播流布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