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资源时间序列的内容范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指非遗事象的时间序列,即非遗事象本身形成、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二是指非遗传承人的时间序列,即非遗传承人的代际演变关系与传承谱系;三是指非遗资源所依托的生态环境的时间序列,即非遗资源产生地区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历史脉络、非遗资源产生地区行政建制的发展变化历史脉络、非遗资源产生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脉络,等等。
1.非遗资源事象的时间序列
如前所述,所有的非遗事象都有一定的时间跨度,都有一个形成、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以此而构成一个非遗资源事象所特有的时间发展序列。在这方面,学界做过诸多的相关研究。如柴国珍、孙文学针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演变及特征进行了专门论述,他们将山西省的非遗资源的时间演化序列分为先秦、秦代至宋代、元明清三个阶段,然后针对这些不同时间阶段中的非遗资源的特点进行了分别的研究与考察。该项研究是一种将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与山西省非遗资源历史传承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对我们讨论非遗图谱的时间结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
非遗事象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建构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序列结构的现象,在节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中国传统节日类型众多、内涵丰富、形式各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节日的形成、传承和流变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后,几乎所有的节日类非遗资源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求而不断发生演化。以中秋节为例:《礼记·月令》便有“仲秋”一词出现:“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粥饮食。”春秋时代的帝王将相、贵族官吏已经有祭月、拜月的习俗,是为秋分祭月之礼,此时民间还没有相关习俗活动。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达到顶峰的时期,先秦时期留下来的赏月、拜月习俗得到空前的发扬,文人雅士们纷纷在中秋节吟诗作对,基本奠定了中秋的民俗文化内涵。到了宋代,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得中秋节在民间更加盛行,朝廷将农历八月十五颁布为官方法定假日,已然形成以赏月为中心的中秋节习俗,并赋予这一节日以家人团圆欢聚的文化意义。明清时期,除了赏月之外,祭月、拜月开始成为中秋节的活动内容,吃月饼、赏花灯、烧斗香等特色节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行。至这时,中秋节已经成为全国仅次于春节的中华民族第二大节日,其影响力从中国扩展到周边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华人华侨群体。2006年5月20日,中秋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中秋节又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通过中秋节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充分说明,我国现有的大量非遗资源形成以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基本上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演化的过程,从而构成一个具有一定跨度的时间序列结构。
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也同样具有鲜明的时间序列结构特点。以我国大量存在的民间传说资源为例,如八仙传说最早渊源于初盛唐时道术之士张果的传说,至宋初时,吕洞宾仙话传说得到广泛流传,金元时期杂剧等民间文艺的发展又促进了八仙传说的传播。但直至金元时期,八仙中的具体八位人物始终没有定型,一直到了明代中叶吴元泰的《东游记》和汤显祖的《邯郸梦》问世后,八仙的人选才被正式确定下来。另如我国的民间传说类非遗项目观音传说最早大约起源于宋代,在南宋宝庆年间编纂的《昌国县志》中就有“梅岑山(今普陀山)观音宝陀寺”的记载,南宋乾道年间编纂的《四明图经》中有“日僧慧锷送观音”的记录。到了明清以后,我国流传的观音灵异传说日益增多,当时的观音传说还大量以话本、小说等体裁流布民间,如在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中,都载录了观音传说,展现了观音传说由南宋至明清再至近现代的时间序列。
民间美术类的非遗资源也大都具有其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脉络。例如河北省蔚县剪纸的历史源流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叶前,当时的艺术特色表现为单色窗花,色彩单调,线条较粗犷,多以具有吉祥意义的动物、植物图案为主。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蔚县剪纸进入“刘老布时期”,点彩窗花开始出现,刻刀代替剪子成为蔚县剪纸的主要工具。20世纪初至20年代被称为蔚县剪纸艺术的“草创时期”,重点以吕家和翟家剪纸为代表,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口袋戏”(刀工粗糙,人物呆板,像个口袋)和“五大色”(点色简陋,配搭不匀,只有红、黄、青、黑、白五色)。20世纪30年代是蔚县剪纸的成熟时期,以王老赏的剪纸艺术为代表。王老赏改造和润色了传统窗花戏曲人物和花卉图案,在造型、构图和色彩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最终发展成了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着色点彩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蔚县点彩剪纸。20世纪40年代至1979年,是蔚县剪纸的发展时期,这时期专业美术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相结合,对原有的剪纸艺术进行了大胆革新,并突破原有题材的局限,改进了传统戏曲人物,开发了戏曲脸谱,独幅的古装人物等,出现了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自改革开放以来,蔚县剪纸艺术更是逐步走向繁荣,剪纸艺人们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出现了诸如“新写实主义剪纸”等不同的剪纸风格,并逐步形成剪纸产业。从蔚县剪纸的传承、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该非遗资源的艺术形式、技艺特征、美学效果、内容题材等方面在不同时间阶段都体现出或丰富或消减,或固守或创新等时代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演变的时间序列。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其自身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大多有着一定的历史脉络与时间序列。如河南省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元代以前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区域,民间传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尤为丰富,如上古时期有洛神传说、河图洛书传说、先蚕氏嫘祖传说、神农传说、许由传说、黄帝传说、帝舜传说、大禹神话传说、葛天氏传说、愚公移山传说;夏末商初有伊尹传说,周代有姜太公传说、杞人忧天传说;春秋时期有老子传说、范蠡传说、赵氏孤儿传说;战国时期有列子传说;西汉时期有张良传说、王莽撵刘秀传说;东汉时期有丁兰刻木传说、陈实传说、董永与七仙女传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花木兰传说、竹林七贤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王祥卧冰传说、潘安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妙善观音传说、钟繇传说;唐代有柳毅传说、韩湘子传说、玄奘传说、韩愈传说、吴道子传说;南宋有白蛇闹许仙传说;明代有马文升传说,等等。
表5-1 河南省历代著名民间传说资源一览表
注:本表为本书课题组根据对河南省历代著名民间传说资源研究结果编制。(www.xing528.com)
2.非遗传承人的时间序列
非遗传承人的时间序列指的是指通过一代又一代非遗传承人的传承行为所构成的时间序列结构,在这种时间结构中,可以体现出各代传承人之间清晰可辨的代际关系与谱系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人为载体,是依靠人的传播传承发展下去的。我国学者指出:“当个体的身体和生命维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的传承使命时,个体的数量和代际关系的维系,成为活遗产的关键。”[4]非遗传承人是非遗资源历史发展和演变的必要载体和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在考察非遗资源的时间结构问题时,必须把非遗传承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非遗传承人的代际关系或传承谱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中可以以可视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反映出非遗资源传承人的时间序列。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非遗传承人的传承历史过程中,有时往往并不是以单一的,或者单线性的形式出现的,而是呈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况。例如,有时非遗资源的传承人并不是以某个单一的人为主体,而是以一个团体、群体为主体,这就是所谓的团体(群体)传承;另外,有时非遗资源的传承模式也往往并非单一的、单线的状态,而是呈现出多线条的、错综复杂的态势。我国学者徐赣丽在谈到当代民俗传承途径变迁的问题问题时指出:“民俗从传统的家庭、社区自发传承,转为有意识的政府、学校、媒体、商人等有目的的行为。”“当代民俗传承呈现新的特点:传承主体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民俗主体;呈跨越时空的传承;传承过程有多种选择。”[5]基于非遗资源传承方式的多样化特征,传承人的代际关系也会呈现出复杂性、时代性的特点。
以民间传说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例。从传承方式上来看,民间传说主要是以集体传承为主,其最主要的传承主体就是该传说发生地的民众。除了集体传承以外,民间传说也有一部分以家族,或者个人身份出现的传承人,如一些讲述传说的民间艺人,或者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者等。比如镇江市丹徒区流传的董永传说,其中一条传承脉络就在丹徒上党槐荫村傅氏家族内部。槐荫村为传说中的董永故里,有大槐树、董永亭、七仙桥等相关纪念物,董永传说在淮荫村的村民间世代流传,尤以村中大姓傅氏为主。传说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往往与传说的纪念物、遗址或文物等有一定关系。比如上述董永传说的传承脉络之一就位于被视为董永故里的槐荫村。又如陕西省张骞传说在城固县博望镇的一条传承脉络就始于为张骞守墓的黎姓守墓人与何姓守墓人,守墓人家族世代传承,张骞的传说也在守墓人家族中世代相传。民间传说在传承方式上很少以家族或者师徒关系的方式而得以维系。由于民间传说主要是以某一地域(村、镇)内民众中善讲者为代表,传说的传承往往就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完成,因此其传承方式并非其他非遗形式中常见的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而只是一种社会传承。传说的传承大都靠日常生活中的口耳相传,因此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传承的方式。河南省民间传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以群体传承为主,也有一部分为家族传承。如吴道子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有吴道子五十一代后裔吴光明、吴庚寅、吴政平;五十二代后裔吴娜;五十三代后裔吴铁中,等等。
事实上,绝大部分非遗传承人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都往往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传承人群体往往是通过各种传承方式,在多样的文化空间内实现非遗传承代际关系的建构。
3.非遗资源生态环境的时间序列
非遗资源必须依托一定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它们具体包括非遗资源发源地与传播地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生产方式,居民结构,以及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审美特点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非遗资源所依托的这些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因素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村落的兴衰、居民的迁徙、生产方式的变更、自然环境的改变等,这些变化因素都会对非遗资源产生深刻影响,并导致非遗资源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对非遗资源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影响的非遗资源生态环境的发展演变内容,构成了非遗资源时间结构上的另一种序列——非遗资源生态环境的时间序列。
古村落是中国传统非遗资源所依存的最为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大量的中国传统非遗资源,都是在古村落的环境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传统古村落中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缓慢舒徐的生活节奏、宗亲血缘的人伦关系、浓重强烈的宗教精神、土俗热烈的审美情趣等,都会对当地的非遗事象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诸如鞭春牛、赶庙会、扭秧歌、跑旱船、花灯舞等与传统的乡村文化相适应的非遗事象形式。但是近代以后,我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受到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快速发生变化,以致造成许多古村落变成了城镇,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传统乡村民俗的市镇民俗文化形态。到了现当代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广大的村落社会在现代化、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更是出现了快速变化的趋势,大量的传统村落被改造成了城镇,农田的消失致使过去依托于稻作农业基础上的田山歌、秧田号子等一大批传统非遗资源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而一些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通俗歌曲、流行音乐、街舞等形式逐渐成为当地居民喜闻乐见的新型文化形式。村落社会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构成了一种非遗资源生态环境方面的时间序列,为非遗资源内容与形式的发展变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我国大量存在的传统非遗资源,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在对非遗资源的时间结构进行考察时,也必须要关注其生产方式的时间序列问题。随着历史的推进与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生产方式基本上呈现了一个由农业型工业型工商(农商)结合型综合型发展演变的时间序列,这一演变序列对于非遗资源的影响十分重大。例如号子本是一种出自农耕生产的民间歌谣形式,其主要的形式有建筑号子、车水号子、耘田号子、打麦号子、牵砻号子、拉船号子等;到了工业经济时代,上海等沿海城市出现了码头号子、搬运号子等一些与工业生产劳动相适应的民歌形式;而到了当代,随着码头搬运劳动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码头号子逐渐被搬上了表演舞台,成了一种专门供人欣赏的舞台艺术。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对于非遗形式变化的影响十分重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非遗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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