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与谱：探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图谱”一词，是一个专门的概念，它一方面必须有“图”，另一方面又必须有“谱”，只有“图”与“谱”的有机结合，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图谱。但是从我国早先的一些收录图谱作品的书籍来看，“图”与“谱”却是被分开收录的。例如在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七略》中，已经收录了“图九卷”、十八家“历谱”等一些“图”和“谱”的资料（见任宏所校的“兵书略”和尹咸所校的“数术略”），开创了图谱资料进入大型类书的先声。后来在《七略》基础上整理成书的《汉书·艺文志》中，更是收录了不少关于“图”和“谱”的典籍资料，如“诸子略”中的《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兵书略”中的《楚兵法》七篇图四卷、《孙轸》五篇图二卷，“术数略”中的《汉元殷周谍历》十七卷、《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等等。^[6]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七略》《汉书·艺文志》等一些较早的古籍文献中，“图”和“谱”资料都是被分而置之的，尚未将“图”与“谱”合并一处，可见当时还并没有真正形成“图谱”这一独立的概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与“谱”开始逐渐走到了一起，并且合并成为“图谱”这样一种专门的文体。在这方面首开先例的，是南北朝王俭（452—489）所编的《七志》。在此书中，编者第一次将“图”和“谱”合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并且直接以“图谱”一词命名，专收此类书目，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图谱志”。^[7]但是这种将“图谱”专门设为一类的做法，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一直到了南宋时期，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南宋郑樵的《通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郑樵所编撰的《通志》二十略中，不但专门设立了“图谱略”一类，而且更重要的是首次从理论上对图谱之学进行了总结。郑樵在其长达八九年的目录学研究中，将“图谱之学”与“讨论之学”（即目录、校雠之学）和“亡书之学”并列为他最为关注的三大重点。在《通志·图谱略》中，郑樵借用《易经》中的古老传说，将“图”（也包括“谱”）提高到与文字之“书”同等重要的地位：“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8]与郑樵同时代的尤袤在他所编的类书《遂初堂书目》中虽然没有专门列出“图谱”这样一个专类，但是在其21个类目中也收录了各种图谱（包括录、表），正好占了全书的一半。更重要的是，他还在《遂初堂书目》的子部下专立了“谱录类”这一门类，收录了以前的图谱文献大多为“谱”类作品。这一分类方法后来被清代《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所继承。

以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图谱逐渐形成产生的过程，正是在“图”与“谱”两种文体合流的基础上，形成了那种兼具形象性表达与体系性表达双重功能的图谱形式。现在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既然图谱是在“图”与“谱”两种文体合并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在“图谱”这样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中，“图”与“谱”之间到底又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是图谱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国古人也已有所论述。例如宋代郑樵在其《通志》中言：“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9]元代郑杓亦指出：“古字存于世者无几，后生晚学，生于千百载之下，得以观感而兴起者，实赖前人编摩之力也。是故极古今之制，存乎图；系时地之出者，存乎谱。”^[10]二人都指出了在图谱这样一种文体形式中，“图”“谱”各有侧重，“图”能“载象”，能“周知远近”“极古今之制”，但是图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图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则非图之所得概焉。是以随其形象之沿革，而各为之图，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www.xing528.com)

在以上的论述中，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在图谱这种专门的文体形式中“图”与“谱”的依存关系，“图”是一种形象性表达，具有造型塑像、描绘天地人事和万事万物的功能，但是仅仅依靠“图”的表达就会失去事物之间的联系，即“失其经纬”；而“谱”是一种体系性表达，具有依类而著、梳理关系的功能，它可以把各种“图”有机地连接组合在一起，以此显示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之，在图谱这种专门的文体形式中，“图”与“谱”必须相互依存，图体现了一种“形象化的内容”，谱体现了一种“形象化的关系”。“图”以摹形画像为主，“谱”则依类而著，强调系统，便于检寻，指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图谱以图为本，以谱为纲，以此构建各种强大的，具有形象性、系统性特点的文本表现体系。

但是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图”与“谱”的关系却常常不一定能够得到十分正确的理解，其中较为多见的情况，一是将“图”与“谱”混而同之，认为图就是谱，谱就是图。有些文献常常因为“图”的数量较多而直接被命之为图，如李廷珪之《墨图》、佚名之《端砚图》等；有的文献虽然名之为图，实际上却是谱类文献，如元郑杓《学书次第图》和《书法流传之图》，只不过是通过树状图的形式叙述书法学习的先后顺序和笔法传承的渊源谱序。二是重“图”而轻“谱”。例如虽然郑樵十分重视图谱的作用，但是他对图谱的着重之处还是在“图”的方面，重“图”而轻“谱”，成了郑樵图谱观的一个显著特点。从郑樵《通志·图谱略》中“图”与“谱”的数量对比上看，“图”占大多数，“谱”则很少，且二者概念时相混淆。如《声韵图》《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图》《古今类聚年号图》《帝王年代图》，分明应归于“谱”或“录”，却也以“图”名之，说明郑樵将“谱”也视为一种“图”，基本上是重图轻谱的。^[11]三是重“谱”而轻“图”。由于图籍文献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有文无图的现象司空见惯，加之后世诸家著录常以谱代图，于是“图谱”一类就逐渐被“谱录”替代。例如在尤袤编撰的《遂初堂书目》中，一方面没有将具有鲜明的“图”特点的“图谱”设为一个专类，另一方面却又专设了“谱录”一类，大多搜录“谱”类文献，如香谱、石谱、蟹谱等，而很少收有“图”类的文献。明显有重谱轻图，去“图”存“谱”的倾向。对于尤袤《遂初堂书目》的这种去“图”存“谱”倾向，后世的一些目录学编撰者也十分赞同，例如《四库全书总目》的“谱录类”小序中说：“刘向《七略》，门目孔多，后并为四部，大纲定矣。中间子目，递有增减，亦不甚相远。然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成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12]其着重点都是在“谱”的方面，却并未将“图谱”一类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