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清晰性原则，就是要用最为简洁明了、显而易见、形象清晰的方式与手段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图像的表达与设计，避免图像表意不清的现象。图谱图像与文字相比的主要特点就是简单清晰，具体而言，这一特点又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简”。这里所谓的“简”，也可被具体地理解为“简单”“简明”“简洁”“简约”等意义，这也就是郑樵在《通志·图谱略·索象》中所谓的“至约”。郑樵指出：“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说明图谱图像的主要特点就是在于简明扼要，至约至简，这样所说明的事理就比较容易被人所掌握。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图像的设计与表达中，应该要尽量做到简洁明了，清晰表达，不要重复、多余或者含糊，多选不如精选，能用一根线的不用两根线。其二是“要”，这里所谓的“要”，也就是指表达事物的概括性与集中性。只有概括、集中地反映事物的面貌，才能更好地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使事物的本质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因此，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图像的设计与编制时，要尽量突出这些图像表达对象的重点处与关键处，使这些重点处与关键处能够在图中得到清晰、突出的表现，而切不可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例如我们在制作“上海手工棉纺织技艺工序流程图谱”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样本时，主要是采用清晰明了的手绘图画形式，详细突出地描绘了这一工序流程中的一些核心的操作步骤与动作，包括纺车的形制、纺纱的手势、织布的手势，以及织机、棉纱、布匹摆放的方位等，以使这些复杂琐细的手工棉纺织工序能够清晰明了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综上所述，图像是一种运用一定的可视化方法来表现事物、反映事物的文化表达形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图像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说明事理、解析事理、摩形状物的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图谱图像”这一独特的图像应用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是在继承、延续传统图谱图像系统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图谱形式，非遗图谱图像的主要特点，就是以非遗资源与非遗事象作为主要表现对象，重在对于非遗保护与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点问题，例如非遗资源的历史源流、形式类型、传承脉络、社会影响等方面内容的描绘、说明与表现。在当前的条件下，十分需要建立起具有较强系统、规范、科学性意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图像体系，以使大量的非遗资源能够更好地纳入一种图谱化管理的程序之中，从而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注释】
[1]郭沫若：《甲骨文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03页。
[2]［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自俞剑华主编：《中国古代画论精度》，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59页。
[4]安琪：《图像》，《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
[5]付爱民：《现代图像学引论》，《中国摄影报》2005年1月4日。
[6]安琪：《图像》，《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
[7]郭小川：《西方美术史研究评述》，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
[8]曹意强、洪再辛编：《图像与观念——范景中学术论文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9]《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图画理论：词句和视觉再现的文集》和《图画想要什么：形象的生命和爱》被称作米歇尔的“图像科学三部曲”。在他的论著中，米歇尔使用图像的不同表述来表达他对于图像文化意义的发掘。譬如，他使用image一词对图像进行侧重于本体性的哲学分析，而使用picture一词来阐述图像的意识形态特征。此外，他还提出了“批判的图像学”“生物图像”“元图像”等一些当代图像学的关键术语。
[10]［美］威廉·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选自陶东风等主编：《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11]［美］威廉·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2]［美］威廉·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选自陶东风等主编：《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13]同上，第7页。
[14]曾澜：《中国非遗图谱制作中的图像类型及其特点》，见蔡丰明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15]那世平：《图像资料研究散论》，《图书馆学刊》1994年第3期。
[16]［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17]周亦、周明全、王学松、黄友良：《大数据环境下历史人物知识图谱构建与实现》，《系统仿真学报》2016年第10期。
[18]周亦、周明全、王学松、黄友良：《大数据环境下历史人物知识图谱构建与实现》，《系统仿真学报》2016年第10期。(www.xing528.com)
[19]何彬：《日本民俗地图研究法综述》，中国民俗学网，2008年9月19日。
[20]韩明文：《图表说服力Excel与PowerPoint的图表终极活用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0页。
[21]［南宋］郑樵：《通志·图谱略·明用》。
[22]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史地图的方法论问题》，《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
[23]杨义：《文学的文化学和图志学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4]龙其林：《从“插图”到“图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中的图文互文类型、时空建构及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25]蓝勇：《中国古代图像史料运用的实践与理论建构》，《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
[26]［美］威廉·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引自陶东风等主编：《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27]同上，第25页。
[28]有关图谱图像说明性功能的问题，详见本书第七章《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功能价值》。
[29]沈克：《中国文化的图像传承——试析古代科技图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0]［英］彼德·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31]杨义：《文学的文化学和图志学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2]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民国据唐写本影印。
[33]骆伟：《岭南〈图经〉述考——兼以〈广州图经〉为例》，《广东史志》2015年第3期。
[34]买靳：《中国古代〈仪礼〉图谱学综述研究》，《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第10期。
[35]沈克：《中国文化的图像传承——试析古代科技图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6]吴正光：《贵州的图谱文化》，《当代贵州》2005年第17期。
[37]付爱民：《现代图像学引论》，《中国摄影报》2005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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