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图谱图像的典型形式及探讨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留下过大量的图谱图像资料，它们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人在图谱图像这个领域中所作出的积极探索以及卓越成就。但是较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图谱图像资料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是较为薄弱，尤其是在有关图谱图像的特征、类型，以及整理与编制方法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我们经过对于这一领域中大量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分析研究后发现，直至今日为止，我国有关图谱图像的资料还处于较为分散与混乱的状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虽然没有冠以“图谱”之名，但实际上却是属于图谱材料的范畴，当然也有另一部分虽然冠以“图谱”之名，其实却不是属于图谱材料。下面，试对以下几类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较为重要图谱图像材料予以重点介绍，借以引起有关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

1．图经（图志）——地学之图

图经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编撰集成的一种专门记述地方情况的地理书籍，其编撰特点是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具有很高的地理学与图志学价值。北宋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也就是说“图经”是图与文字相结合的载体文献，故图经又称“图记”或“图志”。其中“图”指的是一个行政区划的疆域图、沿革图、山川图、名胜图、寺观图、宫衙图、关隘图、海防图等；“经”指的是对图的文字说明，包括境界、道里、户口、出产、风俗、职官等情况。图经主要由地记发展而来，但内容则要比地记完备得多。

我国最早的图经是汉代的《巴郡图经》，以后图经这种表述体裁成为几个时代的重要文献，所以，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地学文献发展史中曾有一个“图经时代”。汉魏六朝唐宋时期，“图经”成为我们地学重要的文献体裁。在这几个时代中，图像与文字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隋唐至北宋时期，是我国图经文献最为发达的时代，现在能看到的唐代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简称《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书大约都成于8世纪中叶，其体例已接近宋以后的方志。其中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图经之一，对于中古时代的历史、社会、地理、中西交通、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原件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首尾俱残，存510行。当年罗振玉在日本访得此图经时曾感叹说：“此卷寥寥四十余行，而已有裨考古如此，若得全卷，所得当何如耶？”^[32]

我国隋、唐、宋三代的图经，主要由朝廷主持编修。据不完全统计，隋代图经有文献可考者，有《东都图经》《洛阳图经》《上谷郡图经》《魏郡图经》《丹阳郡图经》《弘农郡图经》《河南郡图经》《宣城郡图经》《蜀郡图经》《齐州图经》《江都图经》《雍州图经》《冀州图经》《淮阳图经》《陈州图经》《固安图经》《历阳县郡图经》等；唐代图经有《元和郡县图志》《严州图经》《陇州图经》《岳州图经》《鄂州图经》《苏州图经》《夔州图经》《沙州图经》《西州图经》《京西京北图经》《汉阳郡图经》《吴兴图经》等；宋代图经则有《祥符州县图经》《祥符衡州图经》《严州图经》《广西路图经》《乾道四明图经》《吴郡图经续记》《长安图志》《广西郡县图志》等。以上所举，还只是我国历史上实际所编图经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图经尚未发掘或登录。至南宋时，方志开始逐渐替代图经，这一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图经在元、明、清三朝也有小部分存在，如元大德《昌国州图志》，明天启《海盐县图经》，清嘉庆《扬州府图经》和光绪《湘阴县图志》等，应该说这是图经的余绪。^[33]

图经中的图像虽然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图谱图像，但是它却具备了图谱图像的一些基本特点，那就是：（1）具有描摹地理事物形态的可视化图像。（2）具有解释、说明各种地域中历史变迁、天文地理、山川河流、政治经济、物产土贡、名胜古迹、官宦人物，文艺遗珠等现象的功能。（3）诸多图像之间形成一定的有序组合与关系（即谱系关系），而不是一幅幅散乱无序图像的凑合。值得指出的是，图经作为一种专门记述地方情况的地理书籍文献，具有鲜明的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特点，因此，在图经中所创作或者收录的图像，也都是为了阐明这些与一定地域中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关的内容而创制的，它们或是用来表现某些地域中山川、渠道、壕堑、泽堰的位置，或是用来描绘某些地域中驿道、州学、寺庙、古迹的形象，或是用来说明某些地域中生产方式、风物土产、风土人情的情状。总之，我国古代图经中的图像，都与解释、说明一定地域中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编撰目的有着紧密的关系，它们都是为了解释、说明一定地域中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而创制、而存在的，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古代所有在图经中所运用的图像都是一种地学之图。

2．图录（图谱）——摹像之图

图录又称图谱，是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图像文献形式，也是最接近“图谱”一词本意的图谱图像形式。编撰图录（图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用形象可视的方法来记录、表现、描摹事物的本来面貌与基本特征，借以达到对于事物本来面貌、基本特征，乃至其中精神境界的准确把握。传统意义上的图录（图谱）主要以手绘线描的绘画方式得以创制，现代的图录（图谱）则除了运用传统的手绘线描方式以外，还有采用照相或者计算机成像等方式来予以创制。

中国传统图录（图谱）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地记录、描摹事物本来的样子，因此也可称为是“摹像之图”，它所记录、描摹的事物对象范畴极为广泛，凡是涉及历史、人物、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中的事物对象，都可以运用图录（图谱）的形式来予以表现。例如在历史领域中，通过图录（图谱）的形式可以具体表现历史上各种重大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人物领域中，通过图录（图谱）的形式可以具体表现帝王、将相、仙道、仕女、隐士等各种身份的人物，形象地反映这些不同身份人物的风姿态相与各种神韵；在艺术领域中，通过图录（图谱）的形式可以具体表现绘画、雕刻、刺绣、剪纸、书法、面塑等各种不同美术作品，生动地展现这些不同美术作品的美学趣味与风格个性；在科技的领域，通过图录（图谱）的形式也可以具体表现各种工程技术、工艺流程、材料构件、使用方法等各种重要的科技形式与内容，形象地阐释这些科技形式与内容中的各个关键要点。不但几乎所有的有形事物都可以运用图录（图谱）的形式来予以表现，而且在人类生活世界中许多无形的，或者是不存在的事物也同样能够通过图录（图谱）的形式来予以表现。例如虚无缥缈的仙境、复杂变幻的情节、天马行空的想象、宏伟恣肆的神话等，都可以运用图录（图谱）的形式来得以形象的表现。总之，通过图录（图谱）的形式，可以全方位地展现人类世界万事万物的各种形态与面貌，真可谓是“穷形尽相”“无所不能”。这也正是将图谱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运用于非遗资源整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有着相当丰富的图录（图谱）文献材料，例如晋朝的《女史箴图》，南朝的《职贡图》，隋唐时期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皇会图》《明皇幸蜀图》，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迎銮图》《文姬归汉图》《清明上河图》《武经总要》《梦溪笔谈》《耕作图》《证类本草》《蚕织图》《耕作图》《诸夷职供图》，元代的《职贡图》《狩猎人物图》《清明上河图》《农书》，明代的《三才图绘》《图书编》《本草纲目》《农政全书》《救荒本草》《便民图纂》，清代的《山海经图》《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康熙六旬万寿图》《盛世滋生图》《制瓷图典》《自流井风物图说》《授时通考图》《台湾山内番地风俗图册》《台湾山内番地土产图册》《皇清职贡图》《成都通览》等，其他如明清方志的《八景》《十景图》；清代的《耕织图》《制茶图》《棉花图》《滇南盐井图》《黔苗滇夷图》《广州十二行图》等，简直可以说是丰富无限，举不胜举。

如果按照类型来考察，我国古代较为突出的图录（图谱）类型又可分为礼仪图谱、仕女图谱、器物图谱、科学技术图谱等。

礼仪图谱又可称为“礼图”，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礼图是东汉碑刻《六玉图》（见于南宋洪适所作《隶续》），其后有郑玄、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开皇官撰六家，但现皆难见其全貌。至五代时，聂崇义据郑玄等六家之图，参互考定，并加集注，作《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凡图三百八十余幅，文字约十余万言，内容主要是考绘行礼所需的车服、礼器等。继聂崇义之后，又有北宋陈祥道作《礼书》一百五十卷，内附示图近八百幅，图后有文，依据前人著述引用儒家经典对上古礼制进行考核订正，内容完备，条理清楚，纠偏补缺，多有独到之处。该书的保存较为完整，与司马光《书仪》、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宋代礼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南宋时期，经学繁荣，这一时期的学者亦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图谱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这一时期，有杨复所作《仪礼图》十七卷，并《仪礼旁通图》一卷，于绍定元年（1228）正式成书。其自序中称：“复，曩从先师朱文公读《仪礼》，求其辞而不可得，则拟为图以象之，图成而义显。凡位之先后秩序，物之轻重权衡，礼之恭逊文明，仁之忠厚恳至，义之时措合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见。”^[34]

仕女图谱亦称“仕女画”，是以中国封建社会中上层妇女生活为题材的绘画形式。画面以仕女为主题。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瓷器。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诗、赋等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象，气度高古的风姿。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张萱、周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周昉笔下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代表了唐代宫苑仕女画在形神兼备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写实求真，女子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大唐盛世下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稳定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在题材上，除肖像外，戏剧、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女形象。人物的造型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仕女身材婀娜匀称，面容端庄清丽，举止间流露着女性文雅恬静之美，尤其她们怡情于亭台之间，身着贴体紧身的明服，更增强她们体姿的修长与典雅的风致。

我国古代在器物图谱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该类文献作品大多用白描的手法描写器物的实际形态，给人以清晰明确的印象。如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集宋代点茶用具之大成，以传统的白描画法画了十二件茶具图形，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按宋时官制冠以职称，赐以名、字、号，足见当时上层社会对茶具钟爱之情。作者还对图中的“十二先生”进行了批注，即所谓的“赞”。

科学技术图谱是我国传统图录（图谱）文献中最多见的一种，现今能见到的科技类的古谱大致有农业、军事、医药、营造、地理、星象、矿业、冶金、纺织、酿造、地理、制陶、动植物、琴棋书篆、金石考古，等等。其中农业类的如宋代的《菌谱》《桐谱》《耕织图》，元代的《农书》，明代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清代的《棉花图》《豳风广义》《蚕桑萃编》；军事类的如汉代的《兵书略》，宋代的《武经总要》，明代的《武备志》；医药类的如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黄帝明堂灸经》《铜人针灸图经》《证类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矿业类的如元代的《熬波图》，清代的《四川盐法志》；营造类的如北宋的《营造法式》；星象类如宋代的《新仪象法要》；金石考古类如宋代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清代的《西清古鉴》《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金石萃编》《古玉图考》等。^[35]

沈克在其文章中对我国这类科技图谱文献总结了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木版年画、小说插图与风俗画；二是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绘画亦有相当距离；三是它们出自历代儒家精英之手；四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创作理念和较新的艺术视角。这些古代科技图谱图像资料对于人们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指导相关领域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www.xing528.com)

3．图样（图解）——析理之图

在我国传统的图谱图像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图像，那就是“图样”。图样主要是对某种方法、道理的解析，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对于某些事物的图解，因此也可称之为“析理之图”。在我国传统的图像学或者图谱学理论中，并没有把图样这种图像形式列为主要的论述对象，因为这种图样类的图像大多具有较强的工具性特点，而且大多只是在民间社会流行，因此，很少能够引起那些较为看重艺术之图的文人雅士们的重视。但是实际上，我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民间社会中大量存在图样形式，具有很高的图谱学意义，它们与图录（图谱）类图像一样，也是一种主要以记录、描摹事物形态特征为目的，且具有一定的谱系性特点的图像形式，只是图样类的图像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相对来说更加抽象一些。图样图像大多着重于对于某些技艺、方法，或者事物道理的解析，而不像图录（图谱）图像那样大多着重于对于事物具体形态的写实性描绘。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国传统的图样图像是一种更接近于现代科学图谱性质的图谱图像形式。

我国传统的图样之图具体包括各种花样底稿图、游戏解析图、原理解析图等。花样底稿图是我国古代民间为了刺绣、剪纸、纺织、编结、印染等技艺操作模仿方便而绘制的底样，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民间美术图谱图样系统，在民间社会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长期以来，我国民间社会中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女性民众，正是依靠了这些富有浓厚生活色彩的民间美术图谱图样，将自己喜爱的刺绣、剪纸、纺织、编结、印染技艺教授给自己的后人，以使这些技艺能够在广大的民众中世代相传，永不遗忘。

中国民间的花样底稿图样在内容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吉祥色彩与吉祥寓意，它们普遍运用象征性的表述方法，将祈福纳祥、驱恶避邪的思想观念通过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方法，曲折含蓄地表现在美术作品中，并使其图案化与图谱化，借以具体表现中国传统民众普遍存在的祈吉求祥心理。这些图谱图样选用的内容题材主要有：龙凤、桃李、喜鹊、莲花、麻姑、葫芦、狮子滚绣球、丹凤朝阳、连中三元、五福捧寿、八仙过海、多子多福、平安如意、百事大吉、和合二仙、玉堂富贵、马上封侯、早生贵子、鲤鱼跳龙门、刘海戏金蟾、富贵绵长、金玉满堂、五子登科、孔雀开屏、百鸟朝凤、福寿三多、华封三祝、仙壶吉庆、三阳开泰、六合同春，等等。这些图样大多在我国民间花样底稿中被经常运用，并且相对较为固定，从而成为我国民间艺术图像中的一些标识性图谱样式。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也有许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吉祥色彩的民间花样形式。如在我国苗族妇女制作的织锦、花带、蜡染，尤其是挑花、刺绣等服饰工艺品中，“卍”形图案比比皆是，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卍”图案，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卍”被公认为“万”字，常常作为吉祥图案镌刻在石木制品上，或将建筑物中的护栏之类装饰物，制成变化多端的万字格。解读苗绣中的“卍”图案，可从一个侧面窥见苗族人民如何在保留并发展固有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他族文化主要是汉文化，创造出博大精深的苗族文化。^[36]

游戏解析之图在我国传统的图谱图像体系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们大多是用来描摹、展示某些游戏，如七巧板、益智图、九连环等的操作方法与操作技巧的。七巧板由七块板组成，其中有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可以拼出千百种图案，如房子、动物、桥梁、人物等，能培养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专注力，创造力，空间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益智图也叫十五巧板，由晚清文人童叶庚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首创。与七巧板不同的是，益智图中有弧形的板块。由于板块的数量增多，其中又有六个带弧形的板块，益智图比七巧板更灵活。用益智图可以做出更生动、更形象的图形。九连环起源于西汉，被西方人称为Chinese Puzzle（中国难题），其解环的步骤呈几何级数递增，考验耐心，自古就被赋予了聪明与智慧的象征。这些游戏操作起来相对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一定的解析说明，于是便有了各种解析这些游戏的图谱图像形式。

在中国传统的图谱图样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形式就是原理解析图。原理解析图是一种通过一定的图像来对一些较为深奥、复杂的事理或道理进行阐释、解析的图谱图样形式，由于这些事理或道理较为抽象难懂，用文字表述的方式往往难以说清楚，因此，采用绘图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说明便成了一种较好的方法，这也正是图谱图像独特功能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原理解析图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八卦图、河图洛书等。它们是我国古人对于宇宙、自然、社会等各种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与哲学思想，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宇宙观、自然观与文化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由于这些事理较为复杂与抽象，有的甚至含有一定的神秘文化色彩，仅仅用文字的形式往往难以表达，因此必须采用图像的形式来予以说明与解析。例如八卦图为我国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易经学说的产物。所谓八卦就是八个卦相，据说由太昊伏羲氏所创制。《易经·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是说八卦是一种产生于古代初民们“观天俯地”的实践活动。八卦表示事物自身变化的阴阳系统，用“—”代表阳，用“--”代表阴，把这两种符号按照大自然的阴阳变化进行平行组合，便组成八种不同形式，故称为“八卦”。八卦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推演世界空间时间以及各类事物关系的工具。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如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巽代表风，震代表雷，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八卦就像八只无限无形的大口袋，把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装进去了。八卦互相搭配后又变成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中国古代的八卦学原理博大精深，玄妙深奥，因此往往只能通过图的形式来予以表达，于是便产生了专门用来解析八卦原理，颇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八卦图”。

图3-9　八卦图图例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样，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河图洛书是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汉代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河图洛书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诸子百家中也多有记述。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皆可追源至此。《易·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周易》和《洪范》两书，在汉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河图之像是用十个黑白圆点表示阴阳、五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行为水。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行为木。南方：二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星象，五行为火。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五行为金。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时空奇点，五行为土。洛书古称“龟书”，传说有神龟出于洛水，其甲壳上有此图像，最早只有八个由三条虚实相间的直线组成的图形，分别代表乾、坤、坎、离、兑、巽、艮和震八卦，后人又附会上去一套数字，该数字结构是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阳数，四隅黑点为阴数。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对此，中外学者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2014年12月，河图洛书正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3-10　河图图例

图3-11　洛书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