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德国以外,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也在20世纪中叶开始了自己国家的民俗地图编制工作。例如苏联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以民族研究所为主导开始制作各民族分布地图。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挪威等国家也受德国制作民俗地图的影响,仿照德国民俗地图的方式,着手制作本国的民俗地图。1964年,在波恩召开的德国民俗地图制作会议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包括在广域视野内的德国、奥地利、捷克等国之外,还有来自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芬兰等国的代表分别做了有关本国民俗地图的报告。[56]这些文献使我们从侧面获知,当时的欧洲各国都处于热心制作民俗地图的氛围里。
波兰民俗地图的相关作业的基础是由Oskar Kolberg所构筑的。Oskar Kolberg是19世纪的民俗学者,被称为“波兰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之父”。他在1839—1885年的近半个世纪进行了数次调查,其所搜集的资料按地域和分类整理成多达86卷的《民俗-民俗习惯、生活样式、言语、格言、谚语、礼仪、魔术、游乐、歌谣、隐约、舞蹈》(Lud.Jego zwyczaje,sposób z˙ycia,mowa,podania,przysłowia,obrzędy,gusła,zabawy,pies'ni,muzyka i tańce)并出版。据介绍,Oskar Kolberg在世时出版了33卷,其余各卷陆续出版,于2008年全部刊行。其中包含约12000首歌谣、1250句格言、670则民间故事、2 700句谚语、350个谜语、15种民俗技艺,还收录了大量民俗资料。
波兰民俗地图所用的资料是几代研究者历经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得来的。当时的调查活动涉及波兰350座村庄,重点关注了农业、畜牧业、农村建筑物、生诞、丧葬、婚礼、礼仪、信仰以及邻里间互助的生活场景等。调查资料极大丰富了关于20世纪后半叶的波兰村落文化的相关信息。
波兰民俗地图的相关作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断,1947年计划被重新开始。该计划由波兰民俗学协会(Polish Ethnological Society)承担。首任主编Józef Gajek教授。至1947年底,他带领团队首先完成了对迄今为止关于民俗地图的相关研究和业绩的回顾和总结,同时构建了今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相关方法。《波兰民俗地图》(Polski Atlas Etnograficzny)于1947年正式刊行,Maria Frankowska的《民俗地图问题》(Problemy Atlasu etnograficznego)等论文也相继发表。同样是民俗地图的制作和研究方法同时进行的模式。
1953—1998年,波兰民俗地图的中央研究室一直设置在弗罗茨瓦夫,搜集的资料初期由克拉科夫、华沙、和弗罗茨瓦夫的民俗学科以地图的形式进行了标示整理。1998年,为了妥善保存珍贵的资料,这些调查数据(包括口述采访时的提问用纸、问卷调查结果、博物馆藏资料清单、照片、未公开的地图等)被送往位于切申(Cieszyn)的西里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Silesia)支部(现在的民族学教育学部)。依据这些资料,西里西亚大学的Zygmunt Kłodnicki教授及其调查小组将以前调查人员因经费不足而几度被迫中断的民俗地图相关作业得以持续下去。1964—1993年间,这个小组出版了9卷《波兰民俗地图》。
从2014年7月开始,在名为“波兰的民俗地图——学术的记述、资料的电子归类、网络公开”(Polski Atlas Etnograficzny-opracowanie naukowe,elektroniczny katalog danych,publikacja zasobów w sieci Internet)的研究项目中,切申的民俗地图研究室为了把研究成果及所藏资料进行电子化和网络公开化,开始了长期的大型资料文献化工程。通过该计划,预计将公开近12000张照片、800多张民俗地图。波兰民俗地图资料集成中所收的珍贵植物标本,在整个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收藏。切申的民俗地图研究室计划数字化整理野生植物、植物标本等方面的本草学的问卷调查约200份。[57](www.xing528.com)
透过亚瑟夫博士的介绍,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了解到德国以外的国家是如何加入到欧洲各国民俗地图编制大工程的,从又一个侧面认识到民俗地图绘制前提的调查资料是如何必要,编制民俗地图既需要尽快将数据变换为地图的链接式快捷工作,也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调查和整理文献的工作。
以上的简单描述,概略勾画出迄今不为我们所知的,被战火灰烬掩埋了的一段欧洲民俗地图的起源和发展的路程。众多跨学科学者们的关心、行政角度的资源和组织支撑、国民参与、实践与理论探讨同时进行、以“国家工程”“地区工程”“单项或综合项目工程”的规模开展民俗地图的调查和制作等,是欧洲民俗地图源头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是20世纪欧洲民俗地图编制工作的几大特征。它给我们提示了民俗地图的成功之路在于众人的力量,在于跨学科的人们的广泛关心和积极参与。欧洲民俗地图一开始就以国家工程或多学科跨界携手制作的大型团队的形态着手理论研究和实地数据搜集,在绘制过程中也不断发表文章或召开会议,探讨民俗地图编制的方法、途径理论思维指导等,此乃重要事象。
相比21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纷纷寻找对本民族的物质文化的或非物质文化的各种遗产形式的更有效的记录、保存的方法时,还在犹豫不决地远远眺望着地理学对于保存文化遗产的有效性。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各国,那些致力于民族文化和民俗研究的人们已经开始用地图方法来表现民俗事象,揭示民族文化分布特征,这种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积极姿态,是非常值得肯定与重视的。
民俗地图这一开花自地理学,结果于民俗田野的方法,在20世纪的欧洲获得认可并受到多方面的肯定性评价。正是由于起始于德国的这种地理学与民俗学的紧密结合,使得地理学方法、手段之民俗学运用很快受到周边国家的赞同和认可,并积极导入和运用在各自国家的民俗数据地图表述的工程上,形成一个跨越19世纪至20世纪的世纪域界和国度域界的民俗地图制作、运用民俗地图研究文化的高峰。这种积极投入从地理学角度记述民俗文化和欣然接纳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氛围,是今日从事非遗保护课题时依然需要坚持的基本态度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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