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俗地图编制的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民俗地图编制不但具有大量的调查材料，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树，其中如威廉·派斯勒撰写的《民俗学中的地理学方法》^[43]和京特·威格曼撰写的《〈德国民俗地图〉与地理研究法》^[44]等文，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此二文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16年底问世。通过对于这些文章的解读，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德国民俗地图的相关学者的具体工作状况和他们提出的理论认识。

威廉·派斯勒博士是德国汉诺威博物馆馆长，他撰写的《民俗学中的地理学方法》，刊登在1932年《人类学》刊物上。他的论文分十章，在第一章“运用地理学方法带来的民俗学进步”里，他指出：“地理学方法的所有优越性都集中体现在地图的使用上，因为它有条理清晰，形象直观，便于记忆的特点。除此之外，地图还有一个优点，即相对于人的知识上的缺陷，地图能坚定不移地忠于事实。”威廉博士还指出，对于民俗学来说，地理学方法和地图的长处是不可替代的。地理学的地图运用到民俗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学术意义。“欧洲民俗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运用地理学方法，目的是保证在其空间分割后研究结果的丰富性。这种资料处理方式的主要优势在于把整体中的无数单个现象条理清晰地呈现出来，此外属于民俗学各个分开的特殊领域中的民俗事象可以相互比较，最后实现一种可能性，能够把民俗学的地区、边界以及另外的同样跟地区有关的自然和人文世界的分布事实连接起来并且发现一种因果关系。”^[45]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德国学者是把民俗地图作为具有优势的“资料处理方式”的。同时作者也告诉我们民俗地图具有一定的研究功能：“我们的研究和地图应该不仅仅是大面积延伸的地图的直观观察，而且要引导我们认识其中的原因，这是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做到的。”^[46]

作者进一步指出，德语里的“地理学”一词含有“分布学”的意义，而这个“分布学”的含义十分适用于民俗学。“事实上长久以来‘地理学’这个词在德国语言习惯中有‘地面科学’和‘分布学’的双重含义”，“在作为‘分布学’的地理学中空间分布范围的确定处于绝对中心的地位，但是尽可能地解释分布与地表的因果关系的任务却是用外来词‘地理学’来定义，而不是用德语词‘分布学’”。“专为地理学创造的观察空间分布范围的研究方法正适合于‘分布学’意义上的地理学，它通过对现象点面结合的精确定位试图掌握这一现象的适用范围，从中我们可以理解该现象出现的频率，它的初始状态、发展和消失，它的形式、分布区域与地表其他现象的联系，最后是它出现的原因……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当前状态的评述和边界的确定，更是对它的‘空间运动’和‘趋势’的把握。”^[47]威廉·派斯勒博士指出，民俗学需要的恰恰是地理学有关空间分布的部分，由此展开的研究方构成民俗学的基础性的深层的研究。“当我们将这些特征中的每一种追踪到更大的区域范围时，我们才能确定有问题的地面空间以及所有与它有关系的地区。由此可见，空间分布的研究在地理学中扮演了基础性角色。”他还进一步指出，地图具有显示某些或单类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功能。同时地图不仅仅是表现分布，它还具有广域的空间显示功能。提示我们把事物放到更广阔的相关的平面空间里去审视。“这种资料处理方式的主要优势在于把整体中的无数单个现象条理清晰地呈现出来，此外属于民俗学各个分开的特殊领域中的民俗事象可以相互比较，最后实现一种可能性，能够把民俗学的地区、边界以及另外的同样跟地区有关的自然和人文世界的分布事实连接起来并且发现一种因果关系。”^[48]

对每一项民俗地理学的描述和结论来说，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就是对单个事实的地区和空间的准确定位。对于这一问题，威廉·派斯勒博士提示给我们一个优秀的参考例地图集——《阿尔萨斯-洛林地图集》。“这本地图集给出了这方面的一个范例。”^[49]在这个地图集中，地图的优势完全发挥了作用，因为编写者相信，“客观的制图工作将完全避免对事实的片面倾向，而这种倾向在文字描述中是可能发生的”^[50]。换言之，对于民俗地图必须具有的精准性，作者毫不含糊地对民俗调查田野作业基本数据和地图表示的双向精准性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基本民俗数据和地图标识技术以及选择符号的严密性，两方面都重要。民俗地理学中表述的可靠性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保证：第一，在田野中正确观察；第二，将观察结果在地图上准确无误地展示出来。这两项工作是直接相互依赖的，所以它们必须同样认真细致地完成。因为如果制图错误或不明确，那么可靠的田野观察也可能会得出一张完全错误或易被误解的图纸；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是制图科学，但使用了错误或不清晰的田野报告，那么也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论。他认为，除了地名的准确性外，在地图中用于表示某一地点的符号也十分重要。在此前提下，就可以利用地图作为图像文字的优势。

在标识民俗地图时，需要对调查数据、调查地点做描述，这是具体操作的技术要求，也是使所描绘的民俗地图具有明确的科学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避免对制作民俗地图时所需的调查网络的密度产生疑问，最好先对基础的调查网络进行说明。文克·弗雷德在出版《德意志帝国方言地图集》之前就先刊发了这项研究的4万多个调查点的一览表。在他绘制的《德国西北部低地德语词汇地图集》中，共有19幅地图，第一幅就是包括了108个调查点的针对低地德语名称的调查网络图，而且它以红颜色被印在了剩余的18幅地图上。如此一来，读者首先能对调查网络的密度有一个大致了解。^[51]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地图研究者们不仅致力于理论的建树，而且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也是一丝不苟的。调查地点的图示很重要，调查点分布的平均性等可以说明该图的调查点密度和调查资料覆盖面疏密程度，而在这一点上，日本民俗地图集则只是用配一本附属的调查数据文字说明来对应，缺乏地理学应擅长用图表表现的特点。

对于如何提高调查地点的密度，作者认为：只要有成百上千的当地人参与其中提供帮助，那么调查网络的密度就可以大大增加。在编绘《德国民俗地图集》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德语区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愿意提供帮助。在下萨克森地区，他们找到了大约1800名志愿者，他们在整个地区的分配同样可以通过地图表示。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民俗地图具有资料的广泛性，这些资料很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提供的。

威廉·派斯勒博士在他的另一篇论文《民俗地图基本概念》里，将其归纳总结的有关民俗地图的基本概念作了分类的阐述。此外，他还尤其表现出对民俗地图制作细节的关心，认为首先要有地图制图基本观念和懂得地图制作规范，制图学也是民俗学者应该涉及的学科和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他又进一步指出：“克莱门斯·莱布林（Clemens Lebling）为制图法制订了标准规范，民俗学者能从中获益良多。在民俗地理学范畴内使用这些优秀的指导方针的先决条件是，在每幅单独的地图中始终预先考虑地图所要描述的类型、它们之间的比例和相对应的制图学的考量。”^[52]在这里，作者提出了民俗地图的“存在性空缺”和“研究性空缺”概念，创出了民俗地图的分类名称和两种类别。“第一种存在性空缺指的是无人居住的区域内自然也不存在作为制图对象的民俗现象；研究性空缺则指有的区域虽有人居住，但因为缺乏时间和资金，所以无法在该地区进行研究，所以也就无法判定该区域是否存在某现象。”^[53]这是民俗地图用于研究的基本类别和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明示我们，民俗地图上的空白，并不单纯意味着要标识的事象等不存在，而是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真正的表示不存在，二是尚未被研究而呈现的空白。空白不等于没有，尚未研究也要忠实地标出，这是民俗地图成功和生命力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有关德国民俗地图的研究方面，京特·威格曼的《“德国民俗地图”与地理研究法》一文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详细勾画了德国民俗地图制作的缘起和扩展的脉络，成为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阅读参照的中文文献。京特首先提到威廉·曼哈尔特是开启大规模数据搜集工作的首位提倡者。威廉·曼哈尔特将有33项提问的农耕民俗问卷发往德国本土及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计划把问卷得到的数据整理后标示于地图。通过京特·威格曼这篇论文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欧洲民俗地图大调查的初始者威廉·曼哈尔特要求选择密集度高并且尽可能分布均匀的地点搜集有关的数据。有关农业活动及相关习俗的调查问卷当时曾得到了包括德国和来自奥匈帝国境内2000多处地方的呼应。但这些珍贵的数据在60年后的才被记录在地图上，耗时半个世纪以上。在1932至1933年间，民俗地图构想者的宏愿才终于付诸纸面。

正如京特所指出，最初人们对的威廉·曼哈尔特设想给欧洲民俗学带来的重要影响并未有充分的认识，也并未给予应有的关心和重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分析性地图的绘制不仅是一种及时有效的权宜性工具，更是一种探究学问的重要方法，尽管用于方位指示和图解的通用地图已经偶尔被应用在民俗出版物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民俗地图研究者们才开始明确认识到民俗地图不仅有记述表达的功能，还有研究文化的重要功能。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对民俗地图研究者来说，提出跨越国界展开广域地区的文化比较研究设想的威廉·曼哈尔特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尊敬的人物，在民俗学界和民俗地图史上应给予他以高度评价。(www.xing528.com)

在受到智者威廉·曼哈尔特的启示之后，用地图广域记录民俗文化的趋势在欧洲逐渐兴旺。《德国方言地图》（Deutscher Sprachatlas）的汇编工作在曼哈特的调查问卷（1876）刊行10年之后才开始，但地图的绘制紧随其后，5年后的1881年，第一部方言地图集就出版了。

由于《德国方言地图》在欧洲也是首次制作，无先行案例可参照，当时的有关人士开始认真思考和探讨制作民俗地图的方法。例如，关于数据的调查方法，仿照《德国方言地图》成功经验，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方式。依靠各个调查地点的小学教师回答问卷，京特称其为“间接方式”。选派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组成调查小组进入村庄，由这些专业人士展开调查，京特称其为“直接方式”。对选择间接方式的理由是德语学校分布密集，可确保建立高密度的调查网络。通过使用《德国民俗地图》项目中的间接方法，研究人员获得了一个格外密集的调查点网络。一般来说，在所有调查的乡镇中，25%的乡镇拥有小学，从这些乡镇可以获得完全的问卷调查。因此，在讲德语的中欧有1．5万至2万个调查点可进行考察。

在民俗地图的调查点设置问题方面，德国的做法具有很强的参考性意义。京特·威格曼指出：调查点的密度直接关系到空间图像的有效性程度。“在更多的地方进行调查问卷，才能更精准地确定布局，对更小的区域单位进行研究。只有通过高密度的调查点，才能识别各类边境地区的布局、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现象的广度和本质、混合的种属及社会分层此外方可认清不同地区的转变倾向。”^[54]而这种“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哪种更益于获得地理学角度的数据，则是一边实践一边验证。他还引用赫伯特·施伦格尔在《德国民俗地图的方法基础和技术基础》一书提出的观点说明设置高密度调查网点、慎重选择调查课题和确立明晰的调查问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学术观点来看，这一项目的开展亟待解决三个主要问题：1．必须确立和保持一个足够致密且均匀的区域网络，以便调查。在这些区域中，尚须找到合适可靠的助手。2．对于话题也要有所选择，这样才能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横向调查，而所提的问题才能适于制图呈现。3．问题必须清晰明确，以保证整个语言区域能够准确理解，从而获得相似却丰富的数据。”^[55]

德国民俗地图的制作，由于战争而一度中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民俗地图重新开始编绘和出版。1954年，德国科学研究会委托马蒂亚斯·岑德尔（Matthias Zender）教授负责民俗地图资料的整理出版。此时的地图绘制已经到达了反省战前制作缺陷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的德国民俗地图编绘，注意重点解决对文献的学术角度的分类和对标识的地图做注释，弥补了第一阶段制图的缺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图的后面还附有评注。评注的目的是对呈现于地图上的材料进行拓展，它与地图文本相辅相成，共同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民俗记述。此外，在民俗地图的编制时，还十分注意文本部分不加入编者的个人观点，以保持资料和地图的客观性。

作者京特·威格曼评价战后这一时期的民俗地图具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注释详细、周密。每页地图上都有详细的评注，同时标注原评述，确认各种材料的特性，解释地图上的各类符号，并提及所有附加的关于社会和时代差异的报告。其二，注意附加研究成果论述。提供调查前研究状况综述，对从《德国民俗地图》的相关资料中获得的新结论、新观点进行概述。其三，注重大小配套地图。评注卷内还包含了更为深细的由相关数据汇编成的考证性地图，而这些数据对于了解大型地图则是必不可少的，亦能使课题更趋完整。当时编出的民俗地图第一卷，有80幅民俗地图，同时还刊行了48幅新系列地图。

与此同时，德国民俗地图编制的另一个动向，是开启了新民俗地图系列，旨在补充原来的《德国民俗地图》，对德国民俗地图的部分题目，用更加翔实周密的地图标示，进一步描绘和记述某类民俗的表象和研究。据京特·威格曼解释，开启新系列的原因是当时出现了一批以20世纪的民俗地图为研究对象的优秀论文。这些基于地图资料的超出注释范围之上的文章，不仅上溯历史，还论及该研究领域或某一文化区域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其中如1967年出版的第一卷，是京特·维格曼的《日常饮食和节日饮食》，这是对日常和非日常饮食习俗的记述。同一年出版的第二卷，由H．L．科克斯编绘的《大陆—西日耳曼地区棺木的名称》，则是对丧葬习俗里棺木项目的细致记述。第三卷以民间信仰和俗语为对象，由G．格罗厄-格吕克（G．Grober-Glück's）担当。由E．泽格施奈德（E．Segschneider）编绘的对葬礼花圈和王冠的探讨构成第四卷。而对于1937至1939年间出版的地图所缺少的评注内容，则采取单独发行专著论述的形式补完。这充分表现出德国民俗地图编制的参与人员在编制没有前例的民俗地图时，十分注意及时检讨成果、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及时用新的方案补足或修正民俗地图的编制工程。

德国民俗地图的编绘，在20世纪初就已经被评价为是一个创举，然而只是在战后，地理学的方法才真正融入民俗学的世界。京特·威格曼指出，地理学的方法具有三个明显的功能：（1）通过合理的编排区域与年代，历史事件可以在空间上固定，地图的横向调查则可获得历史的深度。（2）继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之后，我们可以从事地理整合，然后再进一步做文化区域研究。个体生活区域的局部综合，是开展全面性综合性的研究第一步。（3）类型学与比较观察反过来促进了对个例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