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俗地图编制实践探析

据现有材料记载，欧洲民俗学界最初尝试将地理学方法引入民俗学科的是德国。19世纪中期，德国的W．曼哈尔特（W．Mannhardt）将有33项提问的农耕民俗问卷发往德国本土及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并计划把问卷得到的数据整理后标示于地图，用图示的方法把握农耕民俗区域性分布及变迁。但最终问卷结果只是停留在研究的层面，并未绘制成农耕民俗分布图。但W．曼哈尔特这种思维和实践启示了欧洲民俗学界。随后，民俗学者们纷纷尝试参照自然地理学科的地图标示方法，为记述和研究民俗与民族文化提供了来自地理学视角的基础资料。

早在1907年，德国学者佩斯勒（W．Pessler）就提出了编纂“大德意志民俗地理学”的设想，但这一设想一直经过了20年以后才真正得到实现。1927年，德国正式开始启动了编绘《德国民俗地图》的计划，并于1928年由编绘德国民俗地图的专门机构在德国科学资助机构财政支持下着手民俗地图的编制。其计划绘图的涉及范围包括了当时的德国、奥地利、捷克、卢森堡、罗马尼亚北部等许多国家。为了较好地实现编制民俗地图的计划，当时德国的编撰机构下设37个支部，同时向荷兰、丹麦、比利时以及法国、波兰、瑞典等国发出呼吁，请各国同时开展民俗地图制作工程。^[38]

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学术振兴会”策划了“德意志民俗地图工程”。当时有几种方案，最终以Adolf Spamer氏（后任柏林大学教授）的提案为主定下最终方案。日本河野真教授在其《德国民俗学与纳粹主义》^[39]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学术振兴会主持的几个大型项目里，《德国民俗地图》（Atlas der deutschen Volkskunde）是平行于其他考古学、地理学的主要课题，在当时的学术振兴会里占有重要位置。换言之，德国民俗地图工程是一个国家重视的，有行政资金支持的大规模工程型项目。^[40]

在此期间，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神学部教授、研究教会史的Georg Schreiber在民俗地图制作工程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曾积极提出各种倡议和方案以及理论构思。他所提的方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后来他把自己的有关民俗地图企划和构想收录在他于1930年出版的专著Nationale und internationale Volkskunde之中。^[41]在Georg Schreiber教授设想的民俗地图方案范例个案中，有几个案例最终实施成功，并被收录在《民俗学研究丛书》。如关于尊崇圣安娜与尊崇圣尼古拉习俗的地图，显得十分细致而富有特色，堪为德国民俗地图之范本。在《民俗学研究丛书》第1卷的序文里，Georg Schreiber教授表明他的这些单项民俗地图的制作，是制作全德国民俗地图的一部分。

庞大的工程需要极大的数据资料支撑。为了编制德国民俗地图，德国学术界展开了诸多的调查，并制作了几次问项数目颇大的调查问卷。其中第一份和第二份发布于1931年，设问项100个（1—100）。第三份问卷发布于1932年，设问项50个（101—150）。第三份问卷的问项开始注重设置详细的提问，以考察习俗的整体和综合形态。第四份问卷于1933年发布，设问项50个（151—200）。第四份问卷被评价为“该调查在当时拥有最为丰富的资料”，理由是该问卷“有14个问题涉及对于死亡的习俗和信仰。此外，还有关于民间信仰、传说、童话、面包糕点形状及与其相关的各种习俗的调查”。第五份问卷调查发布于1935年，设问项42个（201—242）。^[42]

由于庞大的网络式组织的建立，为德国民俗地图制作工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时德国民俗地图制作的速度极快，人们链接式地工作，使得调查数据到地图出版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从工作链接角度看，在柏林民俗地图中心办公室，不断传入的答案被收集并立刻分类，部分被加工成地图草图。这些地图的每一张图纸都被派送至区域办公室（各个州的收集站，例如，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在这些预备性研究的基础上，几年之内就可以开始印制第一部地图集。从数据变换为地图的数量看，在1937年至1939年三年期间，就出版了6期《德国民俗地图》，载有120幅民俗地图。这些地图无一例外地使人印象深刻，也令人对所提交的资料的丰富程度有所了解。

《德国民俗地图》最早的120张地图分作36个种类，每一种题目用数幅地图标识表现。这36类民俗地图的具体题目如下：(www.xing528.com)

一周幸运和不幸的日子；每年的世俗庆典；作为粮食名称的“谷物”；按照民间想象，月亮上有哪一种生命；摇篮的形状；谁照看婴儿；每年的篝火；骑马比赛；户外游戏；用复活彩蛋玩的游戏；谁携来复活节彩蛋；母亲节的存在；出生和起名日；降临花圈的出现；圣诞节的礼物携带人；圣诞树的名称；圣马丁节的习俗；发出声响的器具；十二夜；圣诞前夜和新年前夜的各种名称；圣诞前夜和新年前夜享用的菜肴；尼古拉斯和他的同伴；圣诞节节期的人物；主显节；婴儿的出生；丰收节日的名称；放置捆扎粮食的架子；捆束的名称；对于粮食丰收的论断；上学第一天的礼物；说再见的方式；仆人的变迁；鸣叫意味着死亡的鸟类；信仰疗法的名称；风车形状；舞蹈团的乐器。

可以看出，这批德国最早的民俗地图的题目涵盖面广泛，其中既有节庆方面的，又有饮食、信仰、人生方面的，还有农业习俗、物质民俗和民间医疗等方面的，充分体现了德国民俗学研究对象涉及面的宽泛。但是，第一次编绘的民俗地图也有着严重不足。因为这些地图在出版时都没有任何注释。因此，地图展现的只有调查这个层面，而缺失了在技术、时间及社会层面上对资料的综合判断。没有在图示的同时附上图示数据的背景材料和研究分析，是第一批德国民俗地图的缺憾，这使得最初的一批德国民俗地图只具有表述和标识的地图初级功能，而未能达到用作研究资料的目的。

当时德国的各级行政部门和议会以及宗教团体、教会、各种职业组织、教育机构、学会组织和博物馆等纷纷协助民俗地图的调查和编绘，并形成了举国参与的阵势。据日本爱知大学名誉教授河野真先生表述，当时德国全国主要大学都成为具体实施这项编绘计划的承办单位，德国的各个州都设置了制作基地，有些只是几个人的调查室。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设置民俗地图调查专职人员，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由于当时法西斯统治德国，所以早期民俗统计结果的对外正式发表时的署名，都是与法西斯势力有关的学者，而后因这一问题民俗统计中止刊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波恩大学Matthias Eender为中心，重新开始统计民俗地图调查结果和编纂民俗地图。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德国陆续地编绘和出版了一系列的民俗地图。随后，奥地利民俗地图、瑞士民俗地图、瑞典民俗地图也相继问世。

战后，德国民俗地图编制工作继续开展，并且力求增加补充新的资料。为了获取战前农村劳作形式和劳作工具的数据，1962年，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获得了3200份回复和1．1万张照片。1967年2月发出的关于打谷脱粒农业习俗的问卷，在京特·威格曼发稿时的1967年12月，就已经收到1650份回复和3000张照片。《德国民俗地图》创建之时，得到了不少学科的支撑，例如德语专家和历史学家协助完成了该地图集的构拟与成形，且这一关联从未中断过。在不同的课题中，也往往促成了历史学、语言学、地理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协同合作。多学科携手共进，组织建构疏密相间的联络网，以大工程的方式开展民俗地图绘制，这无疑是今日我们应该首先注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制作工程的一个有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