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图谱编纂的思想认识解析

在中国古代十分丰富的图谱编制实践中，蕴藏着一些深厚的有关图谱编纂的思想认识，这些编纂思想与认识，是主导、支配中国古代图谱编纂者进行图谱整理、编纂的基础，同时也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图谱编纂者对于图谱这种文体形式的理解、认识与态度。具体而言，它们主要体现在有关图谱编纂的分类思想、图谱与文字编纂并重思想，以及图谱编纂的功能价值思想等方面。

1．图谱编纂的分类思想

我国传统的图谱分类思想是建立在目录学基础上的，从我国传统时代整个有关图谱分类的思想认识体系来说，是一个由平行走向交集，再由交集走向细分的过程。东汉以前，虽然图与谱这两种文体都已经出现，但是几乎都是图、谱分置的。如刘歆在《七略》中收集的“图”和“谱”，都被放在不同的“略”中，尚未合并成一门。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图和谱的认识其实是分开的，还没有将图谱联系起来。

在南朝齐王俭的《七志》中，第一次将“图谱”作为一个专门的文献种类予以合称，开创了图谱进入目录学的先河。王俭的观点虽然遭到后世一些学者的诟病，但是这不影响《七志》将图谱作为目录学一门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而到了南朝梁时，阮孝绪著《七录》，在七录中又开始将图和谱分别收录到相应的分部，他认为“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11]。阮孝绪这样分类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对于“图谱学”的发展来说又回到了原点。这种情况直到南宋郑樵提出了图谱略才有了变化。

南宋的郑樵是我国图谱学上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他对图谱学的贡献，一是在《通志》这一大型类书中，专门设置了“图谱略”一门，使中国的图谱从此在文献学与目录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二是强调了“图谱”这种文体不同于文字（“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图谱的价值不能为文字（“书”）所取代。三是对图谱这种文体进行了细化的分类，郑樵在《通志》中列“图谱略”一门，其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等非图谱无以掌握的16个方面，尤其是在“记无”篇中，分“图谱”为26小类，如地理、论语、经学、易、诗、会要、纪运、春秋、孝经、小学、刑法、百官、天文、时令、算数、阴阳、道家、释氏、符瑞、食货、礼、乐、艺术、兵家、医药、世系。这是我国古代对于图谱分类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代表了郑樵所具有的在当时处于十分先进的图谱学编纂思想。

明清时期我国对于图谱分类的认识，基本上还是继承了郑樵的思想，例如清代所编纂的许多大型类书文献，如《续通志》《清朝通志》《四库全书》等，均在郑樵《通志》关于图谱分类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继承和创新。如在清朝乾隆时期由嵇璜、刘墉等奉敕撰写，纪昀等校订的《续通志·图谱略》中，将图谱分为八大类，即经、史乘、天文、地理、政典、学术、艺事、物，下面又分三十三小类，经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四书、孝经、总结、小学，史乘分为编纂、论赞、世系，天文分为测算、岁时，地理分为总叙、都邑、山川、外域，政典分为仪制、食货、兵防、刑法，学术分统绪、性理、文辞，艺事分为五行、医药、杂技，物分器用、饮食、植物、动物。另如《清朝通志》在体例上也继承了《通志》，将图谱略一门分为七大类，包括经学、史乘、天文、地理、政典、艺事、物类，与《续通志》相比去掉了“学术”类。

2．图谱与文字编纂并重思想(www.xing528.com)

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人对于图与书这两种文体是同样看重的。这一点从有关“河图洛书”的传说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周易》中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2]这说明当时的人们是把图与书看成是同时出现，并且也是同样重要的（“圣人则之”）。在《史记》这一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有关当时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与书的事实：“刘邦攻入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此处所言‘图书’指的是地图和文书档案”^[13]。由此可证秦及以前都是图书并重的。但是后来随着书籍的增加，开始出现了重书而轻图的现象，正如郑樵所说：“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14]直到郑樵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图谱略，这种观念才得以改变，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深有感触地说：“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15]

在郑樵看来，河出图带来图谱之学，洛出书带来书籍之学，“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图与书经纬相成才能成就文化。同时又指出：“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16]“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17]而要想平天下，“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18]。

到了明朝，赵士祯在《神器谱》中就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兵器图谱，包括火铳图、车图等；在清朝，章学诚也强调图书并重：“事既约略于图类，而于书犹存事目者，互见之义也。”^[19]另如在无名氏所作的《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一书中，认为图与书互相弥补各自的不足。另外在家谱的编纂体例上，家谱继承了正史、方志记载叙述的方法，有史，有图，有表，有志，有传，形式多样，兼容并蓄，而其记载内容的宗族性，记载手法如遗像、宅基、祠堂、坟墓等采用图文并茂等表述手段，则明显带有家谱的特色。^[20]由此可见，中国家谱在呈现谱系时也应用了图谱的方法。中国家谱发展到明代已经成熟、完善、定型，已奠定了中国家谱的基本格局，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家谱，在内容体例上，只是明代的延续，并无多大发展与创新。^[21]家谱不仅使用谱系的方法，阐述家族的关系，更是图谱方法在家谱编制过程中的应用。

3．图谱编纂的功能价值思想

中国古代有关图谱编纂思想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较为注重图谱在摩形状物、社会认知、提高人们对于万事万物的理解等方面的功能价值。在郑樵的《通志·图谱略》中，重点指出了图谱的那种实用性和易懂性。他明确提出“有书无图，不可用也”的思想，强调图谱的实用性。如从天文地理类来看，“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往来。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山川之纪、夷夏之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天官有书，书不可以仰观，地理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理无图有书不可用也”。这些较为抽象的事物，如果运用图谱的方式来进行可视化的展现，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这一实用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很长时间。如：“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间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问以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功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22]由此可见，图谱作为一种具有很强实用性的文体，对于人们开展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在郑樵《通志·图谱略》中，同时也明确地表现了认为图谱具有简明易懂性的观点。他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约”作简要、直观之意，而“博”则有繁杂之意，也就是说书没有图那么简约和直观。当然，这是在与相对抽象的书作比较得出的结论。其实这就是在讲图的可视化特点，当复杂的体系或系统通过图谱来展示的时候便会一目了然。比如说祭祀仪式的传承过程中，当因为社会事件而出现断代时，如果有祭祀图谱就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如果没有此类的图谱，那么该仪式就真的成为历史。再比如说如果有地动仪详细的制造图谱，那么利用地动仪来预测地震应该不成问题。因此说，图谱具有可视化的特点而使复杂的知识或者抽象的理论变得简明而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