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献采访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辛亥革命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许多著名的图书馆先后建立。出版品种和发行量迅速上升，文献采访受到重视。在中国近代，西方的图书馆学思想逐渐传入国内，梁启超、郑观应、杜定友等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文献收藏观念。

梁启超在呈送光绪皇帝的《变法通议》中，其《学校总论》有七曰藏书；《论学会》的十六项任务有七曰咨官局书籍，概提合分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十曰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收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浏览。梁启超的文献收藏思想，侧重于引进西方学术图书的原著、报刊和地图，翻译西方学术作品，以期宣传西方思想，唤起民众，改革政治。

郑观应与梁启超提法不同，他在《盛世危言》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学会提倡中西兼顾，广购图书报刊，以开风气。“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例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赅备，用资他山。”“制造局，同文馆所译西书甚多，均采购之，……今并购中外各种舆图，动物、植物，测量，艺学各器，以资试验而收实功。”(www.xing528.com)

杜定友（1898～1967），图书馆学家。1925年他发表的《图书选择法》认为，“图书之选择，实为图书管理法中之重要问题”。提出要为读者选择图书，重视藏书之效益，“必须尽图书馆之责任，即所选择之图书，对于文化方面，有保存、宣传、调和、提高四种功用。”并指出选购图书要从经费、馆藏用途、图书馆环境、读者需要、是否符合选书原则和标准来进行，这是一种藏与用并重的采访思想。

1930年代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刘藻的《图书之选购》（1931）、吕绍虞的《图书之选择与订购》（1934）、邢云林的《图书馆图书购求法》（1936）等，他们是自宋代郑樵、明代祁承燸和叶德辉之后的一批文献采访研究者，对我国图书采访工作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在采访理论和方法上研究颇深。除了一些研究文章和著作的发表与出版外，文献采访自20世纪20年代起被上海国民大学等学校定为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学习课程，说明文献采访思想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和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