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采访思想的发展历程

我国古代图书馆有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院藏书、私人藏书等，由于其藏书目的不完全相同，因此其文献采访思想也有所不同。

（一）官府藏书的采访思想

在中国古代，政府藏书机构对封建文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到隋唐五代，官府控制了书籍撰写、书籍制作和书籍保管，并利用这些保存的典籍供政事参考，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宋代以后，官府藏书机构在编纂政府主持编写的著作中，也是编纂、利用、流通相结合进行的。国家的文化政策，即以皇权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思想，就是文献采访的指导思想，正所谓“经邦立政，在于典谟”，其收集范围也是以国家文化政策为基础。官府藏书的采访主要是受皇帝之命，依旨从各地收集图书，图书收集的内容、方法随着统治者的意志而不同。采访方法主要有版本收集、抄书、以目求书和购书四种类型。

秦灭六国，“燔诗书以明法令”，行“挟书令”，集中各诸侯国的图籍，建立了多处宫廷和政府机构的藏书，形成了官府藏书体系。汉代为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确立时期。汉惠帝四年（公元191年）正式解除秦挟书禁令，使秦遗留典籍得以收集于朝廷。西汉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编成《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汉官府藏书的收集范围，也为后代皇朝树立了国家藏书的模式。二十四史中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反映了各个朝代的藏书规模，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化遗产的作用。

宋代广泛收集各国遗留图籍和民间藏书，建立馆阁藏书制度，官府藏书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宋太宗以《开元四部书目》为准，下诏天下，征访阙书。宋仁宗诏求四方遗书，编有《嘉祐搜访阙书目》一卷，作为搜访依据。据《崇文总目》录，宋仁宗时崇文院藏书即达三万六千多卷，尚不包括其他宫廷藏书的数目。至清乾隆，以编辑《四库全书》的方式，搜集各地图书，将其中不利于清朝统治的部分予以销毁，企图统一全国的思想与言论，以维护其统治。

（二）书院藏书的采访思想

书院制度，起自五代，兴于两宋。元明两代，书院藏书衰微，清代又逐渐兴盛。

书院是北宋到清末的一种重要教育组织和学术基地。有书院之设，即有藏书之举。根据自身需要有目的地收藏图书，是书院藏书不同于其他藏书的特点。书院藏书围绕书院的主张、目标和培养专业人才需要，是为当时培养人才服务的。为配合各个学派的讲学活动与大批学者的博学求实之需，书院藏书一般都重视多样性、广泛性。据史梦兰《重修敬胜书院记》记载：同治壬申（1872年）购经史，广搜宋、元、明名儒及辅诸贤哲文集，藏之院中，以备诸生肄业。

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书院自购，为书院采集图书的基本途径和藏书的主要来源；二是朝廷赠赐；三是私家捐赠；四是自行刊印。

（三）私人藏书的采访思想

我国私人藏书，始于春秋战国。《墨子》记载：“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士”阶层藏书是很普遍的。隋唐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盛行，私家藏书得到广泛和大规模的发展。叶昌炽所编《藏书纪事诗》记载五代至清的藏书家1175人，皆为读书治学的饱学之士。为读书治学而购书、集书、藏书是中国私人藏书的主流。在私人藏书家中，产生了无数的学问家、思想家、目录学家和文献学家。宋代以后开始出现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思想与方法，尤以明清时期私人藏书家的有关著述影响最大。其代表人物有南宋郑樵、明代祁承爆、清代孙从添和近代叶德辉，均在文献采访思想方面留下了宝贵遗产。(www.xing528.com)

1.郑樵的求书八法

郑樵（1103～1162），南宋目录学家、藏书家、史学家。以目录求书和“求书八法”构成他文献采访思想的主体。他按秘书省颁布的《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外记》十卷。他在《通志校雠略》中的《求书之道有八论九则》中论述了“求书八法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即访求图书要按图书之内容，到图书出版者、图书收藏者那里去访求和收集。他还详细阐述了各类图书的访求之源：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乡贤传赞，山经地志，应求之当地；先达名流的著作，应求助于他家的后嗣、亲朋好友；凡性合道德之书，可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求之释民。他分析历代图书散失的原因，提出若要图籍完备，搜求无遗，则应设置专使，求书应设专官，校书官应久任等。郑樵的采访思想，在当时是比较成熟的，他对搜访图书的内容、方法、采访官员的任期等方面都做了全面论述。他所总结的求书八法九则的理论，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后人研究文献采访理论和实践影响很大。

2.祁承燸的求书三法和鉴书五法

祁承燸（1563～1628），明末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他所撰的《澹生堂藏书约》包括“藏书约”、“读书训”、“聚书训”、“藏书训略”等部分，总结了他三十多年求购图书、读书和鉴定版本的经验。其中，“藏书训略”是关于文献采访的重要文献，内容分为“购书”和“鉴书”两篇。在购书篇中他提出：“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认为应该从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手段去搜访、积累、辨别图书，“物聚于所好，奇书秘本多从精神注向者得之”。

祁承燶丰富了郑樵求书八法的理论，认为八法之外还有三法，即辑佚法、别出法和序跋法。认为可以利用辑佚法把前代已亡而后代复存之书中有关材料，另从其书各为录出；利用分析法可将一些图书析而为二；利用编制采访目录法避免产生重复购买或漏购。除了求书三法外，他还提出了判断、鉴别图书的五法：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别品类。祁承爆深入论述了图书求访过程中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有什么要求，鉴书要根据选书的目的，从内容和版本两方面进行鉴定和采访，提出了一套既实用又有理论规律的文献采访理论与方法。

3.孙从添的《藏书纪要》

孙从添（约1702～1772），清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他所著《藏书纪要》是我国清代图书馆学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全面论述藏书技术的第一本专著。《藏书纪要》一书分购求、鉴别、抄录、校仇、装订、编目、收藏、曝书八则，详论有关藏书的选购、内容与版本的辨识、传抄、校订、编制目录以及装修、保管等。该书是他继承前代学术遗产和结合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文献采访学专著，其论述补充和发展了郑樵、祁承烨的文献采访思想，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4.叶德辉的置书要略之法

叶德辉（1864～1927），清末民国初版本学家、藏书家。著《藏书十约》一书，全篇包括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雠、题跋、收藏、印记十约，结合了南方地带藏书应注意的事项提出其经验，阐述了购置图书应分清主次要略、辨明真伪优劣、择优而藏的观点。叶德辉藏书宏富，其文献采访思想也颇具特色：第一，“勿薄今爱古”的思想。异于当时众多藏书家所偏好的重宋、元刻本的采访思想；第二，“先经、次史、次丛”的购书思想。在图书选购上，他继承了独尊儒术的思想观，以经部类图书为主要收集对象；第三，鉴辨图书的思想。认为可通过目录法、序跋法和字讳法鉴别古书；第四，讲究搜集方法。认为需要通过购买、交换、函购、抄录、代购和赠送等多种手段来搜集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