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保护的理念，源自王文章先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中的提法——“以生产性方式保护”。2009年2月，“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论坛”在北京举办，国内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问题展开了集中的关注和讨论。专家们普遍认为，大工业化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的挑战使得传统手工艺遭受到巨大冲击，生存状况堪忧；而大量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工业化、产业化的盲目开发和超负荷利用，又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异；建议生产性保护成为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由此，在学界的倡导下，生产性保护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而对于生产性保护的内涵，一般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通过近年来的实践验证，生产性保护确实是一种科学有效的保护手段。
然而，鉴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和传承特征的多样性，我们也不难发现，它并不是适用于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手段。因为，生产性保护方式的逻辑起点是以市场活性为基点，通过经济收益和循环性产出、投入来进行保护的。它更适合于传统技艺、民间美术和传统医药等技艺型项目，而不适合于那些文化记忆类或者非技艺类项目，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曲艺、民俗等项目。就我国颁布的前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统计看：传统技艺类项目212项，民间美术类项目109项，传统医药项目21个，共计342项，总占比28.08%；而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民俗等项目876个，总占比71.92%。可见，有超七成的项目不在生产性保护的适用范围中。(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对生产性保护理念的反思性看法。陈志勤教授认为：“虽然生产性保护有一定的历史传承，但我们需要明确其前后的主体是不同的，以前是传承人自己为了生计而传承，现在是以政府为主导为了保护而传承，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7]并且，从生产性保护的实施结果看，也出现了大量借该理念之名的过度开发利用问题。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的物质载体出现了“去符号化”的现象，如藏族的唐卡、苗族的苗绣等。这些文化物品及其生产技艺之所以被世代传承延续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们本身承载着这个地区人们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及集体文化心理结构。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通过制作、使用这种物品更寄予着该族群整体的社会与文化理想。因此，单纯的以“生产性保护”来推进技艺类遗产项目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不充分、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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