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保护的局限和优化策略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做法，在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也就是在“前非遗时期”就已采取了。最早开始于1998年，中国与挪威共同合作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梭戛乡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1999年，贵州省政府又正式批准建立了三座生态博物馆，分别位于花溪镇山、锦屏隆里以及黎平堂安。这几个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整体性地保护当地人文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并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2003年1月，我国文化部联合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根据该“工程”的实施方案，我国政府先后于2003年8月和2004年4月，公布了两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试点名单，前后共39个地区或项目被纳入了“整体性保护”的路径中。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更进一步地提出，要积极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从而明确了“整体性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或方式的重要性。然而，对于“整体性保护”作为保护战略如何理解，如何实施？国内学者有不少的界定与讨论。

总体而言，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的理解，更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固态化，将人们对一种文化事象的传统表现形态的认知全部归结为对文化的认同记忆以及认同的客体本身。这种观点认为一旦改变原有生态环境的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带来人们认同感的消失和记忆的消解，从而误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理解为超自然的、本质主义的存在。事实上，就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的存续谱系进行分析，我们往往会发现，这种文化事象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意义结构上，往往呈现出丰富的流变性。很多时候，正是人们在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该事象的意义结构以及它与人们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适，才使得这种文化在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中保存到了今天。因此，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在文化生态环境系统中的调整和变迁，致力于形成一种新的人与文化的协调适应关系，并不会从根本上抹杀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

从人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人们对具体文化事象的文化认同，本质上反映的是该事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人们心理结构之间的某种同构性关系。伴随着两者间适应性关系的维持或者断裂，人们对该文化的认同也会相应地得以维持或断裂。因此，人们对一种文化事象的传承和延续，并不是在刻意保存历史的文化生态环境，刻意构建所谓“历史”的完整性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如何经由对该文化事象及其与人们生活之间的意义关联进行调整，重新构建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让这种文化认同的关系得以维持下去。因此，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的意义生产与文化认同调适的间题，而太过于强调用“整体性保护”的思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容易衍生出对这一原则的偏执性理解或误会歪曲。(www.xing528.com)

刘魁立教授对“整体性保护”提出了在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上的整体性思考。他虽然也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的历史多样性问题，然而，在整体性保护的阐释上，他更多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归结为在空间维度中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一种文化事象既存形态，既存结构性环境的改变会造成其存续意义的“变质”以及认同的消解。例如，他以讲故事为例指出，如果将讲故事的人从原来的讲述场所转移到新的生存环境中，就“割裂了民间故事以及故事家同生活、同民众的联系，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而“把故事家推向茶社、演艺厅，重建一种市场价值观，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变质了。原来的民间故事家也就不存在了”。^[4]尽管不太恰当，但是笔者还是想要这样追问：到底是故事家本人只能在一种语境下讲故事，还是环境的变换毁掉了一个故事家？

而对于“整体性保护”原则或方式在具体实践的推行过程中，也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贵州省的梭戛生态博物馆是我国首个以整体性方式保护的少数民族的聚居空间。方李莉教授对这个地方的人们——长角苗人的文化进行过全面的田野考察。他以该生态博物馆建立的时间为基准，分别考察了长角苗人自20世纪初至博物馆建立；自博物馆建立后的十余年这样两个时间过程中，文化的变迁形态。在前一时期，长角苗人的生活变迁是局部性发生的，节奏比较缓慢，长角苗人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过程中，比较自觉地吸收了其中部分的文化，从而促进了本族群文化的逐步变迁。然而，在生态博物馆建立后的数年间，其文化变迁的节奏明显加快，原有的文化认同与自信心被迅速打破，不仅影响了长角苗人的服饰穿戴、建筑与居住条件、生活方式，更深层次地改变了其信仰结构和宗族制度。原有村寨与外界在人口、信息等方面的自然流通，被迅速向外开放，人们原有的自然生活模式，被“整体性”地展示于外来文化以及外来各种社会组织面前。根据相关的统计，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接待客人数量，自1998年至2004年，累计8万余人次，先后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学者、专家前来考察。^[5]随着生态博物馆的建立，长角苗人原有的文化自信和信仰受到外来工业文明和精英文化的剧烈冲击，长角苗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卑，由原来的“自主地调试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开始表现出对原来传统的否定和背弃的倾向。长角苗人过去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遭遇到现代价值的质疑和挑战。^[6]可见，以整体性保护，对该地区所谓整体性文化空间的保护，遭遇了在对文化的“圈护”式发展所带来的“保护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