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的意义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同构关系

人们将对人类生存的自然世界、精神世界的感知和想象，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认知与判断，以符号化的表征方式，以社会空间整体性的意义建构方式，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实践再现出来。正是通过这种意义生产机制，人们共时性地建立了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的文化价值认同。从认同关系的建立来说，只有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意义结构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该文化事象才能获得人们广泛的文化认同。而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地方，或者经历了代际的传承时，无论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调适，或者改变文化的表现形态，或者改变自身的文化实践方式以适应于文化，这种文化的认同性行为都是在文化的意义结构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构的关系维度上得以并维系的。

而对于文化心理结构，应该如何理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ber）曾经提出“文化精神”一词，从而将文化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归结于此。他认为，文化精神主要是指：“影响一种文化并因此影响其成员行为方式的理想和价值系统”，是一种文化的总体品格。^[17]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提出文化的“整体品格”。他认为：一种文化的表象“乃是它的外表，它的现象，所有这些都能够被清晰描述出来”；然而，为现象表面提供一致性和规律性的更为深层的现实是精神，即文化的“整体品格”。这一“整体品格”同时被概括为“构成了一个个体的性情或特征”以及“支配文化并以此来控制其成员行为模式的那些思想和价值系统”^[18]。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则使用了“情感结构”的概念，用以指代“为某一特定群体、阶级或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是某种不确定的结构，是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19]。

相比较而言，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观点则是表达了对文化心理结构与文化的意义结构之间相通性认识。他认为：“在这个客观思想的领域中，关于生活的每一种单独表达都代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每个词，每个句子，每个姿势或礼貌方式，每件艺术作品以及每个历史事实都是可理解的，因为用它们来表达自身的人与能够理解它们的人之间有一些共同点。”并且，“一种文化中有固定的行为秩序，它使得通过问候或鞠躬之间的细微差别来表明对他人的一种确定的精神态度成为可能，而且当这样做的时候能够被理解……作为一项规则，个体所领会的生活表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表达，而是包含了一种共同拥有的及与精神内涵相关的知识。”^[20]

尽管这些概念本身各有侧重，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对它们的理解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抽象概念的把握与体会。对于一个族群或地区的人们而言，文化心理结构是指一种文化的共同心理或品格，是经由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从而沉淀在各种文化生活实践中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

而反映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人们的这种凝聚于同一地方、同一血缘或同一族群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由于受到了来自共同的自然地理或人文环境的影响和体验感知，往往会呈现出鲜明的集体性特征，从而使人们共享着对世界的感知和解读方式，拥有共同的意义叙事方式和解读方式。因此，一种文化的广泛传播乃至集体文化认同的获得，必然是在能够被人们广泛解读，并符合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阐释特征的。通过对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的流变谱系的分析，我们明显看到一种文化在流布或传承过程中的形态演变，总是向着新的认同主体的集体性文化心理结构特征演变的。也正是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体系，在文化的意义结构和文化认同的主体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沿着文化流布、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改变，沿着人们在不同文化生态环境系统中的集体性文化心理结构特征的改变，而协同性地发生变化。

【注释】

[1]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王铭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2]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王铭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3]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0.

[4]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0-51.

[5]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100.

[6]潘忠党.作为“深描的民族志”［C］//郭建斌，主编.文化适应与传播.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8.

[7]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0.

[8]马志华，谢雪娇.唐卡符号在社会变迁中的建构与解读——以德格八邦噶玛嘎孜唐卡画的田野调查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39.(www.xing528.com)

[9]莱顿.民族艺术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与物质遗产［C］//关祎，译.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27.

[10]莱顿.民族艺术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与物质遗产［C］//关祎，译.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28.

[11]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

[1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670.

[13]里德菲尔德，林顿，赫斯柯维茨.涵化研究备忘录，载于美国人类学家［J］.1936（38）：149-152.

[14]王玉德.文化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95.

[15]Lefebvre.Henr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M］.Cambridge：Basil Blackwell Inc，1991：62.转引自景天魁，何键等.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16]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17]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9.

[18]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8.

[19]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5-56.

[20]Wilhelm Dilthey.Patterns and Meaning in History［M］.New York：Happer＆Row，1962：123.转引自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