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的空间整合与社会意义的公共选择优化方案

所谓整合，一般是指不同要素或部件之间相互协调或衔接，从而构成为一个协调性的整体。对于文化而言，所谓的文化整合，主要是指：“构成文化的诸要素（特质）、诸子系统的相互综合的过程。”^[14]这种文化整合的内涵不同于文化涵化的概念，后者更倾向于表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影响之后的变化问题，而前者虽然也含有转化的含义，但是不同的文化要素之间在调适或调整之后趋于一种相互的协调关系。相应地，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整合机制，主要体现在人们将不同种的文化整合到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空间之中；体现在从对文化的个体叙事整合为一种集体性叙事的机制。

当人们认同一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或实践方式时，即内在地建立起与文化之间就一定价值或意义的解释关系，人们通过对该文化的对象化实践使得这种价值或意义获得表达或再现。因此，凡是为人们所认同的文化，总是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整合于社会生活的实践中。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古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事实上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不同面向整合于人们的生活中的。对于一个地方的人来说，人们不可能只认同于年画，而不认同于梁祝传说；不可能只认同于口头传说的传统，而不认同于信仰民俗……人们几乎共时性地认同于许多文化，并将其整合为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对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整合又进一步地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的生产和建构。在列斐伏尔看来，时间和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的构成要素，它们本身也是社会生产出来的。^[15]

由此，当人们按照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赋予日常生活的时间以一种抽象的价值解读，并赋予这个时间之于自身生存利害关系的解读时，人们生活中的那种等值的时间就成为一种不等值分配的空间和一种“社会时间”。有些文化的实践就被定格或分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中。而这个时间本身又表征着做这件事情的意义。而空间是融合了时间概念的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存在。建立在人与文化生态环境之间在生存和发展问题上的各种关系的解读，进一步构成了人们无意识地生产一种集体性“社会空间”的价值基础。

以过年为例。过去，人们在春节前后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如买年货、置新衣、贴年画、写对联、包饺子、放炮仗、拜家堂、舞狮子、看花灯……有的地方的春节从时间上可以一直从腊月初八延续到来年的二月二。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过年在忙活。就是贴年画，也不仅仅是贴上就好。什么时候送灶王爷上天，什么时候再将他请回来；什么时候祭拜天地全神和家堂，又在什么时候请财神……在什么地方贴门神像，不同的地方所贴门神像有什么讲究或禁忌；在什么地方悬挂或张贴天地全神，什么地方贴土地神，什么地方贴送子神……平日里没有太多闲暇看戏，这时候请来一个戏班集体的热闹热闹不说，总是要为着看戏寻个好彩头。除了祭祀祖先、酬谢神灵，最重要的是祈福。这个时候，皮影戏的剧目除了人们热衷的题材和内容外，酬神戏、祈福戏一定要演的。总之，各种不同的文化在新年这个特定的民俗空间中被整合成为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表达着人们集体的价值诉求。(www.xing528.com)

而就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的整合机制来看，这事实上是一种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之间意义“共享”的机制，一种经由社会价值的公共选择的整合机制。每个个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他以怎样的方式生活，事实上都在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对自身、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评判。当人们在持有一种文化，传承一种文化，或者日常地消费特定文化时，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赋予着这个事物或所谓的文化以意义。所以，斯图亚特·霍尔说：“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我们才“给予了它们一个意义。”^[16]因此，从个体来讲，每个人都有关于这个文化的对象化叙事。而当人们建立了对该文化的价值认同时，人们不仅赋予这个文化以能动性地、积极地意义解释，更是将其意义内化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所以文化认同并不是单纯指对文化的意义赋予，它涉及从符号文本意义到生活意义的转化问题。

从个体的认同向集体认同的整合，需要建立在社会意义的公共选择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集体价值的社会叙事。也就是说，个体对文化的认同形成的是一种个体叙事。当人们集体地认同于一种文化时，这时就产生了一种集体的和共享的意义叙事。因此，当人们在谈论一种文化，或者参与并消费该文化时，一种共同的“意义在场”状态使得该文化能够内化到人们集体性的生活方式中。这种意义的在场，不仅具有集体的参与性，更表明了人们对该文化的解释，从符号的认知，到符号意义的生成，甚至意义的来源都具有很强的共享性。因此，当人们说到一个词，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发笑，当人们看到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便会不由自主地心生禁忌。对于共处于一个地域，共同适应着相同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环境的人们而言，人们对于周围环境适应和意义表达机制有着高度的同一性，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这种同一性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事物的对象化实践方式，更影响了人们对意义的赋予和阐释机制。

能够促成人们形成一种共享性意义的基础是什么？从人类的生存实践来看，共同生存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共同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的生存经历等，奠定了人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给予解释的基本价值的趋同。这些价值体现为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生产方式；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伦理价值关系；还体现为人们对想象世界的趋同性解释等。受到自然、社会、经济、历史和政治等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影响，那些长期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的人们使用着相同的语言，用相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利用自然并改造自然。而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事象本身就是人们生产或生活的社会产物，因而，一种文化从产生到形成是源自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实践与意义表征，而这种文化要能够获得广泛地发展就更必须根植于人们集体性的意义空间。以年画为例，当年画在一定的技术发展水平上获得了社会化生产的可能，年画本身的题材或内容要能够符合人们集体性的意义诉求，能够再现人们集体性的价值选择。尽管年画生产者自身会不断创造新的样式或题材类型，但是他所引入的文本意义都是建立在社会意义的公共选择机制上。通过反映人们集体性的生活方式或价值偏好，通过从人们对文化商品的消费选择信息中来捕捉一种集体价值取向。由此，年画在古代社会为人们喜闻乐见并不只是出于对年画的审美价值的欣赏和消费，而更多地基于对社会集体价值与意义的表征，符合了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特征。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年画从一种物品的消费与使用，被人们集体性地整合为一个特定的民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