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析社会意义的公共选择与年画话语生成过程中的关联

从年画题材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看，其整体再现了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集体价值和意义选择。在古代，年画之所以备受欢迎，主要缘于人们对年画文本意义的普遍诉求和亲切感。那些最终进入年画题材中的内容或符号元素，或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他的文化样式或生活情境，已经被社会所认同的事物；或者是新事物，但是该事象在经过了年画艺人的文本生产与意义的赋予过程后，彰显着人们共同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情趣，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文化认同。因而，从本质上说，年画的文本意义更多的是对人们社会生活意义的再现与表征。也正是由此，一般的年画消费者才能够对年画作品的文本内容和意义作出积极地接收与解读，从而将它能动地整合到世俗生活空间之中。

然而，就年画文本意义的来源看，年画生产者并不是这些意义的创造者，更多是对社会不同层面意义的能动性选择。

其一，年画的文本意义赋予部分来源于对统治阶层的话语移植。这一点在诸多年画题材的形成上都有体现。以前文提到的门神画为例：神荼和郁垒、钟馗、秦琼和尉迟恭首先由统治阶层创作出来，先于统治阶层内部广泛传播，之后传向民间从而进入年画题材之中。又如《农耕图》，从其产生之初就是统治阶层贴于郡县府的外墙上用来鼓励人们耕织的；而到了元代时，成为元朝统治者“退牧还耕”政策的表达载体，用“以图代文”的形式来宣扬和鼓励农耕，于是相关主题的文人工笔画、壁画及民间绘画非常丰富，木版印刷的年画也就将这一题材选入其中。再如《二十四孝图》，该题材的年画广泛出现于清朝时期。当时各地生产的木版年画中产生了大量反映仁、孝、礼、义主题的年画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熙年间统治阶层在明太祖朱元璋教化百姓的“圣谕”六条（一、孝顺父母；二、恭敬长上；三、和睦乡里；四、教训子孙；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为）基础上颁布了“康熙圣谕十六条”。受此政策影响，年画生产者将之引入年画题材，并基本依据元代郭居敬所辑录的《二十四孝》为素材和蓝本进行创作。今天，我们从朱仙镇年画（见图4-11）和杨柳青年画（见图4-12）中仍然能够看到此类题材的作品。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总的来说，统治阶层的话语或言说方式被整合于民间的意义生产体系中，间接加强了原有的文化意义，使得统治阶层的话语在民间社会产生了更深入、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是统治阶层的所有话语都能获得民间社会自发的移植，而只有那些反映了人们共同的生活愿望、共同价值诉求的内容才能形成如此的反应。

图4-11　教子成名受诰封（朱仙镇年画）

图4-12　孟母三迁（杨柳青年画）^[56](www.xing528.com)

其二，年画的文本意义赋予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文化样式的文本移植和意义的再现和再生产。年画作为一种美术产品，当时的社会中主要是以商品形式流通和使用的，这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了年画生产者对年画产品的创作导向，即要以符合民众最广泛的消费旨趣、价值诉求为基点，无论从年画的内容生产，抑或是年画的艺术样式上，都要兼顾这一点。因而，在年画艺人选择年画题材时，多会从那些社会中广泛流布、深受人们喜爱和欢迎的事象中进行选取，如历史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戏曲演出和传奇小说等。然而，这种文本移植，有的只是一种图像化演绎与意义再现，而有的则属于一种意义的再生产。但它们都从本质上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整体语境，符合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

其三，年画的文本意义赋予年画生产者群体的能动性建构。这一点既突出地体现于吉祥类、世俗类年画以及人物、景观年画的创作生产中；也突出体现在明清时期年画产业整体的生产模式中。这一时期，木版年画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多个主要生产地区都逐渐发展兴盛，年画的社会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的特征逐渐稳定，年画生产者主体在年画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文本的创作上越来越具有能动性，从而使得年画生产的地域性特色逐渐显现。这种地域性特色既体现在年画作品中图像符号本身的绘制风格，显现于由颜色的组合、对比所构成的特殊叙事方式之中，也更多地凸显于由题材内容或结构本身所带来的差异性之中。

以上，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化意义最终都是通过年画作品的文本意义予以表征和再现。年画生产者也正是建立在对这些社会集体性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基础上，才能够生产出被人们喜闻乐见的年画商品。

从生产机制来看，年画是一个需要专业技术才能进入的生产实践领域。与梁祝传说的集体性文本创作不同，不是所有的年画消费者都能进入年画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年画的生产者与年画的消费者之间是不一致的，因此，年画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由年画的生产者直接赋予。但这并不是说年画的生产者完全支配和决定着年画的文本意义，因为，年画是一种世俗化的“商品”，没有年画的购买和消费，年画的生产也就无以为继，年画生产者一定是以广大消费者的生活旨趣，情感结构和需要为主导，在文本意义的赋予上要受制于集体性的文化信码和共享性意义的制约。简而言之，只有在题材内容和文本意义上建立了与人们世俗生活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年画才能被人们广泛接受，被人们认同。

只是，所有的社会意义，尤其是社会集体性的价值选择，都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这需要年画创作者或生产者主观做出判断和选择。宋元以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快速，很多文化样式都逐渐形成了商品化、社会化消费的现象和特征。通过对这些文化的消费，社会公众无意识地对集体认同价值做出了选择；而生产者则是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选择做出直接或间接的判断。一般而言，对于生产者提供的文化产品，在消费市场中总会是经由消费者一方的消费选择，这种选择既体现为消费对象的审美价值选择，更体现为深层次的社会价值选择。选择那些喜爱并主观认同的商品，从而以相应的方式来消费。这体现了消费者对文化价值的公共选择机制，通过对市场化提供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的选择来间接形成。而这些对产品的购买和消费信息为生产者提供了产品价值赋予的重要借鉴。与此同时，来自社会对其他文化的消费与价值选择也为生产者提供了重要借鉴，从而对相应的叙事文本或意义结构进行植入。

因此，尽管年画不是社会集体性生产机制，但是建立在对文化商品化消费的公共选择机制上的集体价值选择与反馈，从根本上为年画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共享性意义植入机制，并为年画的社会化消费提供了可能。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年画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本质上也是年画生产者群体依托于年画载体来建构人们对年画艺术的文化认同的过程。

从年画的社会化生产到社会化消费：年画艺人将人们世俗中最广泛、最生动的生活撷取出来，以多样性的符号表征系统不断再现和加强，深刻反映了人们普遍性的生活信仰与价值诉求，反映了人们最具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因此，这样的年画生产和创作能够得到当时社会人们的积极接受与认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对年画本身的认同则具体表现为人们对年画产品的购买、张贴或使用的行为实践，表现为丰富多样的年画张贴习俗或心理、空间禁忌，也就是将对年画作品本身的意义阐释内化到现实生活之中，从而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而消费者群体又通过对这些意义的接收和整合，内化到各自生活的实践中。因此，人们对年画的文化认同发生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层面上，这两个层面分别表现为生产者通过不断的意义生产对文化认同的建构性过程，表现为消费者对年画意义的内化，从而形成对年画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两者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