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传说的文本记载与情节变化

梁祝传说大约形成于东晋末年，发源地众说纷纭。对于该传说最初的故事版本，没有相关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并且，任何传说最初一定是口头语言的讲述，仅从这一点而言，也无法探寻出个究竟。钱南扬先生曾经给出一个推想性的文本，说：“有一个女子乔装了男人，到学堂里去念书。后来爱上了一个男同学，却又不肯说出自己是女子，一直蹉跎下去。父母不知就里，将他许了人。及至男人知道他是女子，想要订婚，可是已经迟了。结果，两人郁郁而死。”^[1]这个文本基本包括了后来梁祝传说文本的几个主要情节：“男扮女装”“同窗共读”“婚姻不成”“双双殉情”。我们就以此想象，有那么一个故事的源头，并且这个故事被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从而广为流传。

于是，我们不禁要思考，推动这个故事或传说流播的最初动力是什么？笔者认为，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必备的，那就是人们对这个故事内容的好奇心。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写道：“按，梁祝事异矣”“夫女为男饰，乖矣。然始终不乱，终能不变，精神之极，至于神异。宇宙间何所不有，未可以为证。”^[2]徐树丕本人用“异矣”“至于神异”来表达对那时梁祝故事的看法。在古代社会，女子化装求学本就乖张，又与男子同窗（同床）共读三年，仍能“始终不乱”更令人称奇。可能在徐树丕本人看来，太不寻常了，所以记录了下来。而对于梁祝传说最开始的传播，我们可以推断，也一定是产生了超出常理的情节附会，引发了人们强烈的猎奇心理，才流传开来的。

只可惜，从东晋末年到唐初，大约200多年的时间里，梁祝传说流传的具体情形没有文献记载。对此，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载：“《金缕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但是，《会稽异闻》现已失传，无从查证其年代。《金缕子》是梁元帝萧绎（508—555年）所作，成书年代最晚在公元554年以前。然而，现存的《金缕子》一书中却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因此无从考证它是否真有梁祝故事的记载。我们现今比较确定的是，直至唐初，才有了关于梁祝故事的记载。梁载言作《十道四蕃志》，其中提到“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这是我们所见最早的记载。

至唐朝晚期，张读作《宣室志》，其中记载了较为完整的梁祝故事，全文如下：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3]

这个故事大致是说：梁山伯祝英台两人同窗读书，山伯不知英台为女子，等山伯知道英台为女子，已为时已晚；后来山伯做了鄞县县令，因病而死并葬在鄮城西；祝英台出嫁当日经过山伯墓地，风涛浪急怎能过。知道有山伯墓，于是祭坟大哭；这时墓穴裂开，英台投身而入，二人合葬墓中。丞相谢安听闻这件事便上表皇上，准封二人墓为“义妇冢”。从内容看，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的浙江，祝英台是上虞人，梁山伯是会稽人。故事的情节主线为：“化装求学”——“同窗共读”——“山伯访友”——“婚姻受阻”——“英台祭坟”——“墓裂合葬”。其中，最异于常理的情节是“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发生的。但这种说法恰恰可能成为当时人们感兴趣的原因。就像钱南扬先生所言，如果只是一个极普通的殉情故事，也就无人问津了。总之，《宣室志》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唐末以前人们传说梁祝故事的一个基本形态。

至北宋时，明州（今宁波）知事李茂诚专为梁山伯庙作《义忠王庙记》，^[4]不仅交代了东晋末年兴建梁山伯庙的缘由，更记载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梁祝故事，相比《宣室志》而言，又加入了许多新的情节，包括梁山伯和祝英台二人在求学途中“结拜兄弟”、在钱塘求学、英台投墓后马家开棺，发现“巨蛇护冢”等事情。其中，最为离奇的事情是“巨蛇护冢”，这种说法比“墓裂合葬”给人的冲击更大，似乎暗示着由于梁祝二人爱情坚贞以致出现了“巨蛇”这样的强大力量来加以捍卫的意思，从而加强了故事传播的张力。

至南宋时，宁波地方府志中则有了三处关于梁祝传说的记载。其中，最早的一处为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第二处为王象之所作《舆地纪胜》；第三处为鄞县罗溶《四明志》。^[5]这三部文献中有关梁祝传说的记载内容基本一致，都是直指“义妇冢”为梁祝二人合葬之墓地，梁山伯庙的具体位置在“（鄞）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从而进一步佐证或增强了梁祝故事发生在浙江东部地区的可能性。

除了在宁波府志文献的记载，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江苏宜兴《毗陵志》中也出现了梁祝传说的记载，与前面所记不同的是，《毗陵志》中提到了一个新的情节“化蝶”：“俗称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6]作者使用“俗称”二字，显然，对于“化蝶”一事在民间已有广泛传播，是相当成熟常见的说法了。如此说来，究竟“化蝶”这一情节何时出现的呢？

目前而言，所凭依据主要是《夹注名贤十抄诗》一书。该书是高丽僧人大约于1200年前后写成，是高丽早期出现的唐诗选本《十抄诗》的注释本。在《夹注名贤十抄诗》中，作者对原《十抄诗》收入的一首晚唐诗人罗邺的《蛱蝶》诗作了注释。诗后专门附录一则梁祝传说故事，其中就提到祝英台投墓后，众人纷纷“援衣裳”，衣裳“片片化为蝴蝶子”。由此可见，当时流传到高丽的梁祝故事中就已经出现了“化蝶”这一情节。而如果再作进一步推测，则可以将时间提前至晚唐时期。根据罗邺的《蛱蝶》诗曰：

草色花光小院明，短墙飞过势便轻。

红枝袅袅如无力，粉翅高高别有情。

俗说义妻衣化状，书称傲吏梦彰名。

四时羡尔寻芳去，长傍佳人襟袖行。^[7](www.xing528.com)

其中，“俗说义妻衣化状”一句有可能是指代“义妇”祝英台化蝶的传说故事，这不仅从后人对其注释，专门加入梁祝传说故事可以略见一斑，还可以从罗邺本人寻找根据。罗邺是余杭籍人，离梁祝传说的发源地之一浙江宁波鄞县不远^[8]，很有可能听闻了这一传说。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根据罗邺所处年代，那么“化蝶”一事作为民间俗说早在晚唐时期就已形成了。

但是，这种民间俗说在此后的官方府志中却鲜有提及。从元明清时期地方府志来看，各地对梁祝传说的书面记载或者沿袭和转述北宋《义忠王庙记》的故事内容，或者因循《乾道四明图经》的故事内容，除极个别细节差异外，基本没有出现新的故事情节。其中，差异较大的是济宁《梁山伯祝英台墓记》将整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换作了山东济宁。这是否就完全说明了梁祝传说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形态呢？事实并非如此。姑且不论口头传说进入书面记载的时间滞后性，仅从文本记载的群体性质来看，就会发现，这些记载本身所呈现的主要是统治阶层或地方官员对梁祝传说的价值评判。

在各地方志中，有关梁祝传说的记载主要以“义妇冢”（梁山伯与祝英台墓）和“义忠王庙”（梁山伯庙）的记述为主；尤其对梁山伯的清官身世和他为国立功的“神化”故事着墨较多。而对梁祝爱情故事本身的记述，或说“旧闻……姑且听之”；或说“此事恍惚，以旧志有，姑存”；或说“具载遗事”^[9]等。相比于各朝官员对梁山伯庙庙记文本的渲染和着墨，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记述明显平淡许多。

甚至，在有些地方官员来看，过多地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就是一种“谩主毁淫之说”。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浙江鄞县知县魏成忠重修梁山伯庙，为此特作《重修东晋邑令义忠王庙碑记》。其中就写道：“传奇者演侯与祝贞女同学故事，闻于庭，余罪之，谓尊令尔。窃怪往者豪大家利其祠址。谩主毁淫之说，里人力争报罢。惟侯之保障一方，久而不忘，猥不当等埒而并称也。”^[10]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是不排除当时地方官员在对梁祝传说的看法上也有这样的倾向。表3-1和表3-2是对梁祝传说文献的一些统计。

表3-1　古籍记载的梁祝传说情节列表（唐宋时期）

①作者唐代梁载言，唐中宗李显时代人。
②作者唐代张读。
③成书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作者为北宋明州（今宁波）知事李茂诚。
④《夹注名贤十抄诗》是关于高丽时代初期出现的一步唐时选本的“注释本”，成书年代约在1200年左右，其中《十抄诗》中选有晚唐罗邺《蛱蝶》一诗，《夹注名贤十抄诗》中对该诗增加一则注释，即《梁山伯祝英台传》。
⑤作者薛季宣（1134—1173年），全诗为：“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几如禅观适，游魶戏澄湾。”载于清嘉庆宁楷《增修宜兴县旧志》。
⑥成书于南宋，1169年，宁波地方志，四明为宁波旧称；见南宋·张津《四明图经》卷二鄞县·墓冢，宁波天一阁藏本。
⑦成书于南宋，1221年，作者宁波庆元府王象之。

（续表）

①成书于南宋，1226年，宁波地方志，作者罗濬。
②成书于南宋咸淳年间。

表3-2　元明清时期记载梁祝传说的地方志

综上，从古代方志典籍对梁祝故事的相关记载，我们看到了历代统治阶层更着重于强调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的“忠”和“义”。所谓“忠”就是对传说中梁山伯生前做官时勤政为民，清正廉洁，死后亦“阴兵助战”，为国立功的“忠”；所谓“义”是针对祝英台对梁山伯的那种“从一而终”，甚至不惜以死殉情的“义”。这两种价值取向在当时符合统治阶级的主要价值伦理与规范。然而，这些官方记载的梁祝故事毕竟不能照实反映民间社会的传播心态，普通百姓对于该传说的价值评判和意义赋予还要更多地从口头形态的梁祝传说中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