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联

空间生产理论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亨利·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生存实践理论引入到空间研究领域并建构了这一理论。^[16]

列斐伏尔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一文中谈道：“‘生产空间’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方面。”^[17]正是在对“生产”的理解上，他指出了空间的转向，即“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并进而提出了关于空间生产的一系列看法。

在空间的生产理论中，列斐伏尔首先表明了他对空间本身的看法。首先，他否定科学主义思维下的纯粹自然空间的存在。在他看来，“自然空间（natural space）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所谓的自然“已经被降贬为社会的生产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质了”^[18]，换言之，我们所认知和感受的自然是一种“人化的自然”，即“第二自然”。正是在否定纯粹自然的存在，并批判以几何学原理获得存在的中立性空间的基础上，列斐伏尔进一步否定了空间的“二元论”观点，提出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他本人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写道：

社会空间将以某种特殊性而显现：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它不再会与心理空间（像哲学家和数学家定义的那样）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会与物质空间（像实践—感觉活动和对自然的知觉所定义的那样）混为一谈。我所试图证明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空间，即不是通过事物的汇集或感觉数据的堆砌而构成的，也不是由装满了各种内容的空壳构成的，要证明的是它不能被简化为强加在现象、事物、自然的物质性上的一种形式。^[19]

因此，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是既区别于实在的物质空间，又区别于抽象的精神空间的特殊空间。对于这种特殊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借助于对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进行了解释。在他看来，“空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其中，“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成为生产力乃至产物；而“都市结构、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构成了资本的组成部分，都在参与着资本主义经济空间的生产。而国家正是利用这种空间，以及对空间本身的规划、设计、“区隔”和“控制”来进行着政治秩序的空间建构，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20]。(www.xing528.com)

总体而言，列斐伏尔是在社会性、历史性及空间性的基础上来系统论述空间的生产。他对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影响了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索亚将空间区分为“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在他看来，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始终是在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维度上来讲述的，而他提出的“第三空间”则较之“社会空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21]

具体而言，索亚的“第三空间”不同于“第一空间”的几何学思维；“第二空间”更多地假定“知识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空间再现完成，故注意力是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是一种抽象性的情感集聚并发挥作用的空间。而在“第三空间”中，“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都汇聚在一起。^[22]

索亚提出三种空间的划分意在表述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他以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两座城市进行比较。在对于这两座城市的空间布局、吸引游客、交通、城市居民对城市规划的看法以及规划者对居民看法的尊重等诸多方面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洛杉矶被索亚评价为最为失败的城市。^[23]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从索亚本人的观点来看，他对现代工业文明中城市空间的同质化，社会阶层的等级化以及对前工业文明的传统的否定都持批判的态度，而对保持传统、具有多样性的、一种大众化的城市空间持相对肯定的态度。这也就体现了索亚作为后现代学者的观点特质，一种在解构现代化城市空间的基础上，寄希望于重构一种延续传统、肯定多元价值的新的空间。而这种空间的生产，既关乎传统，一种精神世界的理念；也关乎生存的实在，一个生活世界的建构与生产。

综上所述，无论是社会空间，还是第三空间，列斐伏尔和索亚都意在强调一种整合了人们精神世界和物理生存世界的社会性空间的生产。他们在解析这种空间的生产时，既肯定了社会空间的可生产性，也肯定了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性。而正是这种关于空间的生产性观点，为本书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对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这种文化实践构成了对社会空间意义再现的载体等一系列观点提供了借鉴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