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的理论研究及其形成机制

就“认同”一词的英译来看，是“identity”，本义指物质、实体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质或状态。它最早是一个哲学概念，在传统的西方哲学研究中，作为和“差异”相对照的“同一”内涵被使用。20世纪，尤其是中后期以后，受全世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战争、殖民地解体、女性主义与亚文化等语境的影响，以及人口在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区的流动、移居和迁徙而形成的全球性“散居”现象的影响^[5]，多元文化的身份与认同危机日益凸显。认同因而成为一种带有着显著“差异政治”^[6]属性的术语被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并形成了诸多研究性范畴，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自我认同、集体认同等。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者对认同形成机制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向。17至20世纪，学界对认同理论的研究更多受到了西方主体性哲学的本质主义、先验论方法的影响，即将认同的主体本质化，以预设性主体的先验性存在立场来看待该主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形成了认同的“本质主义”立场。20世纪以后，由于受到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福柯（Michel Foucault）、霍尔（Stuart Hall）等人的影响，认同的主体性问题重新被提上日程，对于自足主体式的认同理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主体不再是先验的、“知晓一切的”“没有中介的”“透明的”存在，而是成为一个需要我们用“话语的实践理论”来建构的，一种“去中心化”的对象化过程。斯图亚特·霍尔在《谁需要“认同”》一文中就表达了对认同作为“策略性”和“定位性”概念的看法：“认同从来就不是一致的，在晚期现代阶段，它变得日益碎片化和断裂化。而且，认同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构成，而是一种多元的构成，包括不同的、常常是交叉的、敌对的话语、实践和立场。它们完全服从于历史化，永远处于变化和转变的过程中。”^[7]在他看来，“认同是一种建构，一个从未完成的过程——总是‘在过程中’。它并不在可能总是被‘赢得’或被‘失去’，被保留或被放弃的意义上被决定”。^[8]斯图亚特·霍尔否定了在身份的确认过程中，所谓“自然主义”的发生可能，而提出了一种关于被“言说”的主体建构观点。

应当说，从本质主义的认同理论到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反映了学界对认同问题研究的一个现代性转向。而就有关文化认同的理论观点看，在前一种认同体系中，意在强调：“人类在本质上归属于固定的族类共同体”，这些族类共同体是“基于语言、习俗、种族、宗教以及其他既定的文化属性的原生纽带”^[9]而结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onder）、什穆埃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等人。而后一种文化认同观，主要强调认同的建立和形成不是一个本源性价值的确认过程，而是人们在文化生态环境，在具体文化情境之中的主体性价值的建构过程；强调“认同的可塑性”“认同能够借助外在因素来完成自身的建构”；或者强调认同是建立在对“我者”与“他者”身份差异的基础上，对“我者”身份归属的确认与选择等。代表性专家学者很多，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erick Bass）、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斯图亚特·霍尔、费孝通、陈志明、巫达等。

学者们在文化身份认同、集体文化认同以及文化价值认同的范式上广泛进行研究。其中，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一方面，主要呈现为对国家或民族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涉及作为个体的“我”与“我们”（民族、国家）、“我们”（民族、国家）与“他们”（其他国家、民族）之间在政治文化身份上的选择与归属问题，倾向于一个身份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主要在集体文化认同的范畴中，研究公众对民族国家集体精神、价值观的认同问题，以及如何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问题；相对于身份认同和对集体身份的价值认同，另有一种研究模式通过族群认同问题具体展开。这些研究一般以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族群为切入点，一方面表现为对共同体所持有或传承的宗教、信仰、民俗以及传统文化生活方式或习惯的认同研究；另一方面，对那些支撑该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凝聚力得以保持的抽象性集体文化的认同进行研究，如共同体的理念、制度规范、群体属性等。(www.xing528.com)

而对于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这两个核心认同范畴的看法，我国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韩震认为：“对共同体而言，文化认同指的是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10]崔新建将其界定为“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并且“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11]这类观点体现了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主要建立在对共有身份的集体价值认同基础上。相对地，也有一些学者从田野考察出发，提出了对身份的认同与文化认同存在不相等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费孝通^[12]、陈志明^[13]、巫达^[14]、郑晓云^[15]等。其中，陈志明根据对马来西亚华人和少数民族的长期研究，明确提出“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并不等同”，那些数百年来居住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尽管在文化上受到马来人或其他非华人族群的明显影响，在语言上使用马来语，但他们自己还是认同于华人的。与此同时，对于族群认同、民族认同等身份认同而言，主观的认同显得异常重要。费孝通早年在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就特别注重被识别对象的群体内心情感，重视他们对自己族群的看法。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对认同形成机制、对不同层次的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为本书在相关概念和问题的阐释上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