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记忆和认同的重要性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曾经提出“延伸的场景”这一概念，用以说明某些文化所具有的文本特征，使得文本的意义表达能够“超过空间和/或时间的远距离效应也可以发挥作用，人们可以跨越距离对其进行追溯”^[1]。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文化具有生成“延伸的场景”的作用和机制，才使得人们能够将“易逝的世界”赋予一种相对稳定的、可流传的和可再次接收的简明形态和意义的表达。相应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本表达机制上的类型化和稳定性恰恰具有作为“延伸的场景”的文化特征。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存续形态的追溯，抑或是对其活态存续机制的维系，依托于该遗产事象特有的文本叙事，人们不仅可以获得对已消逝世界的场景延伸；也可以借由文化的存续将现时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图景导向未来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鲜活的社会实践，人们记录了对现时世界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在通向过去、导向未来场景的延伸中，构成了主体性的意义认同。

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发展不仅仅是构成了人们有意或无意的记忆或回忆载体，它更是人们对生存意义的建构、确认、调适并维系的特殊机制。因此，伴随着文化的发生、发展，伴随着文化的传播流布，伴随文化的传承流变，人们倾注在文化中的集体价值认同也共时性获得了传播共享的可能。

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形态构成了人们特殊的文化记忆路径；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人们对于“记忆”的内生性诉求。记忆不仅可以建构自我，更可以建构社会。依托于对历史的回忆，对回忆的建构，对现实的关照，人们以特有的记忆行为或对象化实践，建构了与生存世界的各种认同性关系，尤其是建构了各种“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谈到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形成问题时，即表达了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的观点。^[2]这间接表明了文化记忆在建构民族认同的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记忆和认同的内在关联，有学者就认为“记忆是自我和社会的功能”，“没有它便没有‘自我’，没有‘认同’”，而“没有它世界便在任何意义上失去存在的理由”。因此，“它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进行区分和认同”^[3]。(www.xing528.com)

因此，当这种对记忆的社会诉求，与对文化的社会性生产、实践整合在一起时，人们对历史的认同、对自我的认同、对社会的认同乃至对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认同等多层次的价值认同就有了共时性建构的基础。以关于族群起源的神话传说或故事歌谣为例，人们凝注在故事文本中既有对族群起源的文化记忆，又有对血缘、对祖先集体认同的价值情结。为了将这种对共同起源的价值想象渗透于每一个族群成员的心中，以维护族群团结的纽带，人们往往还通过举行特定的仪式来强化或者反复再现这种意义。通过对特定仪式空间、时间、仪式对象、仪式声音和语言、仪式行动、仪式确认等多重要素的选择和实施^[4]，人们以仪式为媒介进行特定的意义表达，并以此隐喻人们建构、表达认同的动机。同样是对族群起源的叙事，人们通过对仪式的文本叙事生产着作为共同体的想象空间。此时，仪式不仅构成了人们建构认同、维系认同的对象化实践，也构成了人与文化之间，在“意义在场”和“身体在场”的双重在场的共生空间。

同是在此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时性建构着人们集体的精神秩序，表征着人们对共享价值的集体选择与认同，更由此构成了族群、民族乃至国家的文化记忆系统。当我们在现代社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时，它就不只是一个微观层面的文化保护问题，而是要在建构集体价值认同，建构集体精神秩序的前提下，保护人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并以此推动共同体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也就是说，文化认同诉求是被整合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发展的保护诉求中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