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的现状和优化措施

从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问题的具体研究看，还存在着继续研究和深化的空间与可能。整体性理论研究比较少见。

就中国学界的研究情况看，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很少。主要研究文献如：高小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学中的文化认同》^[17]、朱凌飞和胡仕海的《文化认同与主体间性：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普米族非物质文化遗产》^[18]、平锋的《族群记忆、文化认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9]、陈志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民族国家认同——以“大禹祭典”为例》^[20]、翟风俭的《城市里的农村移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危机——北京城区进城务工农民与农村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调查》^[21]、万建中的《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22]、苏蓉的《文化认同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研究——以噶丹·东竹林寺羌姆乐舞为研究个案》^[23]、刘正爱的《谁的文化，谁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认知困境与理性回归》^[24]、雷秋玉的《文化认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25]、穆永强的《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少数民族文化认同》^[26]、张祖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认同——基于端午节的源流研究》^[27]，等等。

整体来看，这些文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向“族群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等认同问题。

其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族群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关系研究成为主要研究内容。如：高小康教授从民间文学的视角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或维持民族文化认同的积极性意义。他援引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对文化传统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观点，着重分析和强调了民间文学作品，作为“乡民的文化传统”，相对于古典文学作品这种“社会上层、精英或主流文化传统”，在文本内容与特征上的集体共享性、生活性、现场性、表演性等动态性特征，并隐含着“内在的文化凝聚力”以满足民间社会或族群认同的具体化需要；他还就此提出，“文化认同不可能建立在抽象的文化共性上，而应当是一种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凝聚力，它需要建立在具体的人际交流和情感亲和的心理基础上”。并且，“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每个人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中形成的传统认同”^[28]。

朱凌飞和胡仕海则是以普米族为个案，探讨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问题。他们以普米族人对本族群传统文化的认同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仅仅依靠少数传承者是不现实的，而建立在“当地人对本民族、本文化的身份认同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能否持续有效地展开的关键因素”；并且，“脱离文化原生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利于文化认同的建构”，尤其是当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被搬上舞台以后，成为文化产品以后，便脱离了原有生态环境的特殊语境，以及在这种语境下的宗教情感、历史记忆的表达，从而人们对该文化的认同失去了意义的依托。^[29]

平锋以壮族的歌咏文化为实例，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少数民族的族群记忆建构、族群文化认同之间的而重要关联。并就此提出，要从保护各民族文化主体的不同利益和需求的立场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30](www.xing528.com)

张祖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传播分布的“源流性”关系出发，提出抓住“文化同源性和多元共存”的特征，以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源性”地位来抓住文化话语的主动权。在具体的论述中，他以“端午节”为个案，通过对端午节的有关书面记载来爬梳其源头，通过对我国南北方端午节习俗的差异以及中国的端午节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指出，中国端午节的“本源性”特征，指出各个地方端午节作为“支流”，在适应本土自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前提下所发生的演变。本书最大的研究亮点在于，抓住了一种文化事象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文化的“流变性”和“多元共存”的流播特征，指出了不同地区人们对文化的选择和适应问题。只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认同只是作为结论性被提出，没有做进一步解释与分析。

事实上，从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看，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从根本上离不开人们对该文化的主观认同，这种对文化的认同不单纯地指向人们对文化事象本身的认同与否，有时更整合了人们对身份的认同问题，诸如血缘、地缘、族群等身份的选择和确认；并且，从文化的存续过程看，这种对文化的认同体系不是直到今天才产生的，而是从文化产生之初就共时性存在，并随着文化的传播流布，随着文化的历史流变、空间流布，发生着文化认同的形态演化与变迁，以及认同意义结构的演化与变迁。在此过程中，不仅一种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持有者，而且，这些持有者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基于对各自环境的选择与适应，对文化进行了多样性的改变与创造，从而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历史形态和空间表现形态，既构成了文化的多元共存，更丰富了文化本身的多样性价值和内涵。因此，如何能够深入地分析影响一种文化在时间、空间维度上的多样性形态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因素，并系统地呈现人与文化之间内在的认同关系及其历史变化，这是当前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忽视的重要问题。

而再关注国外学者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由于文献资料获得的有限性，我们就仅以“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tangible heritage）和“identity”为题名关键词，在Science Direct数据库中进行搜索。相关论文广泛地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宽泛地讨论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关系问题。在文化认同的内容指向上，主要集中于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例如：Anne K.Soper集中关注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毛里求斯发展遗产旅游业以加强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他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对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成为毛里求斯人凝聚的主要动力；然而，仅仅依靠经济的动力，不仅不能长久地促进其旅游业的发展，而且还非常不利于毛里求斯的国家身份认同。由此，将文化和历史的因素整合到旅游业中，将能够象征毛里求斯人多元文化的身份特征整合到遗产旅游业的发展中，对于建立并维护其国家身份认同非常重要。^[31]同样，Henderson^[32]、Massara和Severino^[33]等人也都是在遗产旅游业发展视角下，结合不同地区的个案，集中讨论和关注遗产旅游与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而以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个案，来讨论文化认同问题的论文少之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国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研究。

但是，即便这样，也不能从根本上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问题的重要性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从国际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还是从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性意义赋予，都促使我们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为建构科学的、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及对策，提供积极的理论解释与论证基础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