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末，萨瓦省到处是招贴，号召所有年轻人参军，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哀伤之中。我乘的那趟公共汽车是最后一班，把我送下山之后，那个年轻的司机就应征入伍了，那辆公共汽车也被征用。尚贝里[1]的车站挤满了身背装备的士兵。我设法搭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同一车厢里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妇女和她的婴儿与保姆，急着要回英国，她丈夫已在月台上跟他们话别过了。他随后就会与家人相聚，他认为不会打仗。
莎士比亚公司继续营业。战争也在进行。不料德军突然扫荡法国，日益逼近巴黎，居民纷纷设法逃离。奥登街上人潮不断，他们在车站前露宿、过夜，希望能搭上火车。有的人留在车里——因为汽油短缺，路旁是一溜被撂下的汽车。许多人是步行逃离，抱着婴儿背着行李或推着婴儿车或手推车。与此同时，包括比利时在内，络绎不绝从北部和东北部涌来的难民潮——被逐出农场和小镇的人——都经过本市向西面逃难。
艾德丽安和我没有逃离。为什么逃呢？我的学生帮手露丝·坎普是加拿大人，她想离开。她在壕沟里遭到机枪扫射，试图逃走，后来被拘禁。
1940年6月美好的一天，晴朗，天空碧蓝。留在巴黎的大约只有二万五千人。艾德丽安和我走过塞巴斯托勒大道，含着眼泪看见难民经过本市。他们从东门进城，经由圣米榭大道和卢森堡公园穿过巴黎，再从奥良门与意大利门出城，牛车上堆着家用物品、狗、猫，有时他们就在卢森堡公园停歇，让牛吃草。
我和老朋友伯特兰·封丹[2]医生一起用午餐，从窗口看见最后一批难民拥进来。德国人接踵而至。机械化部队列队而行，接连不断；坦克、装甲车、头戴钢盔的军人两臂交叉坐在车上。军人与军械均为灰色，接连而过，响声震耳欲聋。(www.xing528.com)
在巴黎有少数的纳粹同情者，称他们为“合作者”，不过他们毕竟是例外。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支持抵抗组织。伯特兰·封丹医生是抵抗组织的积极行动者，她的儿子雷米牺牲在奥地利的茅特豪森囚犯集中营里，当时只有二十岁。
劫后余生的巴黎人纷纷回来，我的朋友们看到莎士比亚公司依旧营业，感到高兴不已。他们一头埋进我的书本里，我比以前更忙了。我有个志愿帮手是年轻的犹太朋友弗朗索瓦丝·贝恩姆。她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学梵文，因纳粹的法令而被赶出学院，她的教授鼓励她抄录她的非犹太朋友的笔记。经过他和别人的帮助，她得以坚持学习。
我国大使馆竭力劝我回美国，我都婉言谢绝。（路线是取道里斯本，路费颇为诱人：“只需买一只鹦鹉的六美元”。）我反而定居下来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在纳粹占领的巴黎过日子。因为，我和弗朗索瓦丝在一起工作，对犹太人的某些特殊限制也牵涉我——尽管还不至于戴上她的上衣或女服上的那大大的黄色犹太教六芒星形标志。我们骑自行车去各个地方，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运输工具。我们不能去公共场所，例如剧院、电影院、咖啡馆、音乐会，也不能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甚至也不能坐在街上的长凳上。有一次，我们想去一处有林荫的广场吃午餐。我们坐在长凳旁边的地上，急急忙忙吃水煮鸡蛋，急急忙忙喝暖瓶里的水，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这种经历，我们可不想再有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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