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宾们从世界各国来到莎士比亚公司，在二十年代之初有位客人来自当时称作俄国的国家——塞吉·爱森斯坦[14]，他是伟大的艺术家，对电影这一论题可谓满腹经纶。他当然是我见到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爱森斯坦紧跟当时的文学运动，是乔伊斯热烈的仰慕者。他本想把《尤利西斯》拍成电影，但他告诉我，他对原著推崇备至，不能为了电影而牺牲原著。
后来，爱森斯坦返回巴黎，邀请艾德丽安和我去俄国大使馆，给我们看了他的新影片《总路线》，并且把对此片主题的某些想法告诉了我们。他的主意太多，在有限的片长内，要表述这么多主意也不可能；若要尽善尽美，片长又太长了。
我和爱森斯坦达成协议，我给他提供新的英文作品，以交换当代的俄国作品。从他赠送给我的作品来看，当时的俄国似乎还没有出版过卓越的作品，或许也是因为缺少译本吧。
李特维诺夫[15]全家也来过本店。伊薇·李特维诺夫太太是英国人，她的丈夫差不多也算是爱尔兰人，因为他和在都柏林的乔伊斯在同一所大学求学。我本就有一些幼年顾客的照片，又有了李特维诺夫家的几个孩子的照片。我特别记得的是塔妮亚。
我的顾客与朋友中包括一位中国人，他是语音学博士（有一对双胞胎孩子）；还有柬埔寨人，希腊人，印度人，中欧人以及南美人。大多数当然是美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
后来改用笔名珍内的珍妮特·弗兰娜[16]是我最早的美国朋友之一，在二十年代常来常往。有一次，她坐出租车去车站乘火车去罗马，途中在此短留，不辞辛苦，就为了把一件礼物送给莎士比亚公司图书馆——两本极佳的艺术著作。艾德丽安把这两本书借去，对书里的插图爱不释手，在她还书之前总要对插图凝视一番。
珍妮特·弗兰娜常出差在外，去伦敦去罗马或去别的地方，是个四处流浪的作家。她才气焕发，也是个实干者。我可以证实，她总为他人着想。有一次我送给她一本《尤利西斯》，书里夹有一小页作者的手稿，几年过去后，乔伊斯身价百倍，她想把此书卖给一家著名的图书馆，问我是否有异议——卖书所得归我而不是她。这就是珍妮特·弗兰娜。(www.xing528.com)
我觉得《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师真有眼光，他在1944年，解放在即之际，在奥登街十二号为我的两位顾客留影——珍妮特·弗兰娜和恩内斯特·海明威。
早年的朋友中的另外一位就是约翰·多斯·帕索斯[17]，他总是马不停蹄。我是在《三个士兵》出版后、《曼哈顿渡轮》出版前[18]的这段时间碰见过他，当时他疾步而过，我只瞟了他一眼。我看见他常跟海明威在一起。有一次我午休后再开店门之时，发现有一样被偷偷塞在门底下的东西——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照片。我曾对多斯说过——我们就这样称呼他——他一定得送我一张照片以便我陈列在照片走廊里。
桑顿·威尔德[19]来莎士比亚公司，大致是在海明威来的那段时间。过去他与年轻的海明威夫妇见面颇多，也常来本店。在我的朋友们里，他为人处世堪称典范。他很羞怯，有点像教区牧师，他的身世与巴黎那些与他同一代的人不同。我喜欢他的《卡巴拉》，继而喜欢他的《圣路易瑞之桥》[20]；我觉得他十分谦虚，没把他的成就与成功放在心上。法国人很推崇他的《圣路易瑞之桥》，几乎把它看作他们自己的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法国传统。二十年代，我的一些朋友们之间的差异，比如威尔德与麦克阿尔曼之间的差异，实在难以一语道破，除非你还记得我们那个辽阔的国家本来就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
没过多久，我遗憾地注意到——因为我一向喜欢并且钦佩的桑顿·威尔德——似乎已从奥登街消失而朝克里斯丁[21]方向而去。但我丝毫不觉得我们的友谊已经淡漠，他不过是事务在身而另有去处。歇伍德·安德森亦然，常去克里斯丁那个方向，即斯泰因那个方向。
艺术家曼·雷[22]在一段时间里，有其学生伯尼斯·艾伯特协助他，他们两人是“那一伙人”的正式摄影者。书店四周墙上挂着他们的摄影之作。如果有出自曼·雷和伯尼斯·艾伯特之手的照片，便意味着已把你看作有身份的人了。然而，据我推测，曼·雷感兴趣的并非摄影技术。他早已在前卫活动中享有盛名，而且是达达派与超现实主义派的一员。
1924年4月，美国的书商和出版商注意到《出版商周刊》上的一篇谈到莎士比亚公司的文章，对莎士比亚公司很感兴趣，要在他们来巴黎之时参观本店。我们获得这一正式机构的青睐，甚为得意。此文的作者是莫瑞尔·柯迪，写过有关重要人物“酒吧服务员吉米”的书，由恩内斯特·海明威作序。他跟我其他二十年代的巴黎的朋友一样，对美国与法国的关系做出过而且仍在做出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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