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多事之秋,莎士比亚公司绕过街角,迁往了奥登街。这新址和旧址都是艾德丽安发现的。她注意到,十二号的那个古董商正在物色租户,便匆匆赶来告诉了我。我赶紧去十二号。新找到的这地方在奥登街,而且就在艾德丽安的书店对面,真走运。这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新店比旧店大,楼上另外两个小房间也算在内。
1921年夏,密辛和我忙着把莎士比亚公司搬到奥登街:所有的书,一筐筐尚未回复、标有“急件”字样的信件,《尤利西斯》和其他与乔伊斯有关的物件,我正打算发行的各种出版物,少许曼·雷[8]给我们的当代作家所画的肖像,惠特曼的手稿,布莱克的画作。
我们在新店里把东西加以分类,发现阿格尼斯姑母的沃特·惠特曼手稿不见了,对我们打击不小。东西杂乱,无从寻找,我正打算作罢之时,当天上午也来搬东西的霍莉妹妹问我是不是已经各处找遍了。姐妹间总是互不买账的。我当然到处找遍。霍莉却说:“你用我的法子就能找到东西。”“你的什么法子?”我问,颇不以为然。“那好,”霍莉说,“处处找遍,样样翻遍,你要找的东西就非出现不可。”“是这样吗?”我说,根本不理会她。我就看着她用她的法子到处找,真是浪费时间。过了一会,她展示一沓字稿,问道:“是这吗?”果然是。我高兴极了。如果沃特弃我们而去,这门牌十二号的书店就会开业不吉了。
于是莎士比亚公司在1921年迁往奥登街,要它全盘美国化。艾德丽安虽然是地道的法国文化代表,不过我们已尽全力兼并了她。
在前萨特—波伏娃时代,只有文人雅士光顾圣日耳曼德佩区的咖啡馆,尽管你也许看到过埃兹拉·庞德去过“双狒”咖啡馆,看到过莱昂—保罗·法尔格去过街对面的“丽普”咖啡馆。除了我们这两家书店常有人来来去去,离圣日耳曼大道仅数步之遥的奥登街却跟乡下小镇一样安静。只在看戏的人前往奥登剧院或从奥登剧院出来时,才有一点川流不息的气息。那些演出跟这条街一样,也是土里土气的。我记得,安东尼[9]演过《李尔王》,甚至科波[10]也曾来过——他的舞台布景十分朴素,莱昂—保罗·法尔格把表演称为“卡尔文教派的时事讽刺剧”。艾德丽安梦想在她住的那条街的“尽头有一幢公共建筑物”,奥登剧院圆了她的梦。(www.xing528.com)
在我决定出版《尤利西斯》后不久,拥有手稿的约翰·奎因前来莎士比亚公司了解情况。此人长得很标致,我对他颇有好感。我欣赏他的品位。他曾经搜集过叶芝、康拉德以至乔伊斯的原稿,搜集过温德姆·刘易斯的画作,他还收集过精美的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后来在巴黎的卖价甚高。不过我也发现他脾气暴躁容易发火。他第一次来此,发现我们是在杜皮德杭街的一个小屋里做生意,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没有办公设备也没有其他设备,再加上我是女人,使他多有猜疑,真是可悲。我看得出来,在出版《尤利西斯》这件事情上,他会对我严加防范;还使我觉得只能归咎于我是他说的“另一个女人”[11]。
乔伊斯和我都喜欢杜皮德杭街的那个小店,还很想念它;不过,约翰·奎因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来访时,我们已搬迁到宽敞一些的住处和宽阔一些的街道,已有更大的空间。他可以边踱边教训我要有责任感,也对所有的艺术品大发牢骚。庞德早已引诱他买下了这些艺术品,特别是“温德姆·刘易斯那些货色”和“叶芝这些垃圾——捡破布烂纸的人都不会看一眼”。他表示,《尤利西斯》不会在那个小屋出版他很高兴,指的就是在杜皮德杭街的那家书店。
胆小可怜的奎因!他直截了当,心眼也好!我高兴的是跟他有此短暂的接触,也耐心地听了他的怨言——我日后听说他那时早已有病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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