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诸王与外戚的有效防范措施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为安抚开国功臣，曾大封异姓诸侯王。不久，由于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势力危及皇权，刘邦又不得不动用武力，将其逐个铲除。刘秀鉴于西汉初年的这一历史教训，着意妥善安置开国功臣。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将功臣皆封为列侯，其封地大者四县，这一规模甚至超过了西汉高祖刘邦对功臣的封赏。当时便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侯四县，不合法制”。刘秀对此很不以为然：“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

给这些开国功臣以优厚待遇的同时，却尽量避免让他们参与政治。首先，“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使冯异、岑彭、王霸等手握重兵的功臣远离京师，即使为乱也不致影响全国局势。如王霸仅在边地上谷驻守就达二十余年。其次，刘秀还尽量避免让功臣担任掌握实权的职务。刘秀在位时，大多数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但却不任以吏职，或委而勿用。建武末年，马武曾上书表示愿击匈奴，以解除边患。刘秀引用孔子的一句话回答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从此以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即使能够参议国家大事的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也深知刘秀的意图，纷纷避荣宠，远名势。大司空李通作为刘秀的妹夫，深受尊宠，也在宣布任命后就请病假，从不到职视事。正因为如此，这三人才被特许经常参与商讨国家大事。事实证明，刘秀的这一措施在防止臣下功高震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东汉的开国功臣们都“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没有一个像西汉时韩信、彭越的下场。(www.xing528.com)

刘秀在建国之初，曾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和列侯。他们大多居住在京师，虽有封地，却只能收取地租，而无权治民，封国内的各级官吏都由朝廷任命。刘秀规定诸王“惟得自娱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为了限制宗室诸侯王势力的增长，刘秀还重申汉武帝时制定的“阿附藩王法”。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借故下令郡县官吏搜捕诸王宾客，坐死者多达数千人。另外，刘秀还不准宗室子弟出任公卿、州牧和刺史。刘秀对于西汉末年的外戚权势太盛导致王莽篡位记忆犹新，所以他十分注意防止外戚干政，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曲阳令冯衍因交结身为外戚的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得以升任司隶从事之职，后被刘秀发现，不但将冯衍免职，而且其他宾客也被“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徒，其余至贬黜”。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阴氏及其他外戚，所以在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欲封阴兴时，阴兴则表示富贵已极，不可复加，竭力推让。刘秀之母舅樊宏常戒其子说：“富贵盈溢未能有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由于刘秀的措施有效地防范了外戚权势的扩展，所以终光武一代，外戚、后家“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