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夏政权的自封与专制特征，认识集权政治的典型困境

社会需要管理者，需要管理机构——政府。管理者凭什么取得权力管理社会？对炎黄族的领导人资格有许多记述，应该是他的社会功绩的结果。尧、舜、禹当领导人的资格有也记录，他们是合理地取得。

夏启则不一样，他用暴力夺权，是自封的领导人，号令同为炎黄族的其它成员。如何使被他强制领导的枝族和民众从“心”上认同？除了暴力，他建立了神权法理论，用神权法理论论证自己当领导人的资格。

他认为代天行命的人有资格当领导。他代表了“天命”，他尊“五行”敬“三正”。不过说来也奇怪，一个集权专制主义者居然说他的行为是符合木、火、土、金、水相互运动（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符合天、地、人正道的，难道有扈氏捍卫族选公推制度就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吗？的确，我们现在很难从“五行”、“三正”中看出他们谁在“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似是而非的“五行”“三正”却可以成为暴强打击弱小的理论依据。中国史学家们当好好认识一下这最初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理论。

史书上有“夏服天命”，但这个夏服的“天命”太笼统了，它的具体含义有许多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个“天命”已经不仅仅是“自然历史过程”之“天命”了，而是夏启当然地成为社会管理者的“天命”，这个“天命”是他领导地位的“天命”。如果是，那当然是中国的神权理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夏启以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便开始了神权理论。神权理论是论证其领导的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当然这种理论是“官方”理论。夏启因为能“服天命”，所以他有资格当领导。有扈氏打不赢不但为寇，而且为奴，成为不服天命者。不过这时的神权法理论还处于初级阶段，仅是一笼统的“天命”而已。

人类的发展就是如此，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管理，需要一统，需要“集权”。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集权就成了专制。夏政府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集权政府。如果说它具有合理性，那仅仅是因为在不能直接进行民主选举的历史条件下，它顺应了“大一统”的趋势。它的危害更是深远，它使中国没有过古希腊城邦民主制那样的时期，播下了专制的种子。(www.xing528.com)

中国历法不像西历，从1、2、3、4、5、……依次一直记下去，而是60年一个周期，因此代表不同的社会管理时期就用与领导相关的名号记年。夏启当上领导后，自然夏部落的领导时期就是夏朝。

夏从启至履癸经历了十六个领导，他们是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huai）、芒、泄、不降、扃（jiong）、廑（jin）、孔甲、皋、发、履癸（桀），其间的领导人是昏庸参半，围绕权力和利益争夺是纷争不断，社会经常缺少安定团结的局面。中国每一个王朝都是如此，这是集权管理的典型特征。柏杨先生说这是“瓶颈危机”，“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夏王朝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六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寒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曾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且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地可以得到胜利。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柏杨《中国人史纲》）

“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译文：夏王一个接一个地都在阻碍生产力发展，一个接一个地掠夺民众的财富。民众都消极对待夏王的领导，怨恨不和，他们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死亡啊，我们和你一块灭亡。”）可以推想，夏朝的领导把自己比喻成天上的太阳，造福于他领导的民众，但是，这是假的，他的权力是剥夺人民的权力，他的权力是不受人民监督的权力，他是人，而不是神，他的贪婪的天赋和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使他对人民的领导残酷而不人道，最终迫使人民起来造反求生。民众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集权政治，人民天生就是政府的对立物，但是，当人民能忍受的时候是会被迫服从领导的。集权政治的领导在王室血统中挑选，这造就了必然有一个领导人昏庸而残暴，迫使人民揭竿而起，诞生新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