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之战的影响：权力与民主在夏启时代的冲突

夏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部落，那里由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降雨量充沛，适宜于发展原始的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夏族很快地发展起来。

夏启利用夏氏族的强大，利用他父亲禹的余威，用暴力取得最高领导人地位，并开创“因天命”而有资格取得最高领导地位的理论。夏启废除族选公推而实行嫡亲继承制，开始了中国专制集权政治制度，不过它还不是专制的开始。

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思维的二难：集权政治从词义理解是集中权力的社会管理方式，这就容易造成思维的误区：社会本身需要管理，社会管理就要集中权力，否则就不能进行管理；民主政治也要集中权力进行管理，难道集权政治有什么不好吗？专制集权对民众的迷惑就在于此。问题在于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集权的途径、权力的使用是完全对立的。专制的集权，其集权的途径是暴力，即用暴力强迫它控制的民众接受它的领导；其权力的使用是不受它领导的民众监督的。民主的集权，其集权的途径是民主的方式，是民众授予权力给领导，民众接受领导是民众同意的，其权力的使用是受它领导的民众监督的，其实质是民众自己管理自己，领导只是民众雇佣的雇员。民众授予权力和民众监督权力的使用是保证权力不被异化的核心内容。由于人的二重性，用暴力强迫人民接受的权力和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具有统治职能，必然是有对被它领导的人民剥削和压迫的一面。

启以前最高领导人地位的取得显然是通过“四岳”的领导代表他们的民众同意的，而且最高领导人对权力的使用是受“四岳”的领导代表他们的民众监督的。启则不一样，他用暴力夺得了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然后他以“王”的身份号令炎黄族内部的其它社会团体，强迫它们服从。它像当今江湖上的黑老大，谁不服就打谁。他们已经不是炎黄族内部如何平等协商搞好炎黄族内部的社会事务，他们的关系显然有统治和被统治的一面，社会管理方式在这里分野了。(www.xing528.com)

中国人说，儿大要分家。在没有分家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家，都为一个家，分家后，他们各自一个家，也首先各顾自己的家。如果说炎黄族起初是一个大家，各枝族分家后，他们仍然是亲戚关系，它们共同的社会事务大家协商解决。到夏启时，有许多亲戚关系已经隔得很远了，在利益问题上已体现不到亲情。他们的利益既得太明确了，甚至各枝族的利益表现为地区利益。利益战胜亲情，炎黄族内的各枝族间的关系已不是完全自然的亲戚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利益关系，继而是这一枝族要统治管理另一枝族的关系。禹大会部落首领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僇（lu：侮辱）之。”（《国语·鲁语下》、《韩非子·饰邪》）“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襄公七年》）禹是在使用“公共权力”，但是何等威风，防风氏族怎么想？“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税收，这是何等的利益？当最高领导人已经不是全心全意为炎黄族服务了，也无须“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无须“菲饮食”，（饮食简单），恶衣服，（衣服简朴），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房屋很低矮，却尽力治水。）（《论语·泰伯》）

于是，各枝族各自发展自己，争取强大“独立”，期望统治另外的枝族。这时，中华民族大家庭只是名义上的了，他们只有在寻根时才有亲切感，只有在对付炎黄族以外的民族时才“弟兄相阋而外御其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