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时代，中国从野蛮人到文明人转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治理洪水，奠定山川，民族统一，开创炎黄族，划分行政区域，制定税收制度，形成宗法制、礼文化、服天命政治思想，铸就了中国人大一统的辩证思维方式。这是中国结束蒙昧社会的第一次质变。
启开始，最高领导权由暴力获得，“父传子，族天下”，开始了集权政治下的宗法制，有的把它称之为“国王制”，神权法思想开始形成。三代[1]，礼文化、大一统思想被强化，宗法制权力传承被限定在近亲之中，同为炎黄子孙的中华人划分为大大小小的家族利益团体，宗法制成了宗派制，服天命成了天命令，大一统的辩证思维方式被发扬光大。三代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质变。
三代政治思想的形成，既是政治思想的发展，也是政治思想的倒退。所谓倒退，是从政治必然民主化趋势来讲的，所谓发展是从“大一统”发展的必然性来讲的。大一统是与早期分散群居的氏族部落相对立的社会生活方式。
中国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大一统的内聚力，大一统为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它以集体的力量形成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在早期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www.xing528.com)
人是二重性的人，个人与社会是在矛盾统一体中。个人与社会，团体与社会必然发生冲突，为了整个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冲突中毁灭，必然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大一统的需要，这种权威的获得，至启开始，不可能由民主的方式在整个炎黄族成员中产生，它只能在团体利益中产生，即由某一团体成为权力的拥有者，这个团体利益在那个时代就是宗派利益，也是地方利益。同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被划分为大大小小的宗派利益，并由某一宗派独裁管理社会。政治变了：军队、警察、监狱、税收、……变了。为了进行统治，政治思想变了：神权法思想产生了，服天命成了天命令。社会秩序变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要求安定团结，被人骑在头上的要求造反夺权。中国社会进入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率之中。权力更替表现为暴力、杀人和财富积累的毁灭。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却缺少几千年的财富积累，权力更替，就像黄河洪水泛滥周期性地荡涤财富的累积。
三代之前的宗法制，是皇帝制（郡县制）之前的一种制度，它与皇帝制的区别在于，它没有皇帝制专制。主要原因在于它是族天下，是分封管理制度，“诸侯建国，大夫建家”，各封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由于那时土地相对于人口的无限性，专制的另一面是宽松的自由生活方式。“国王制度与夏朝之前，部落联合体酋邦和家长制是一脉相承的。国王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为皇帝制度的产生和创立奠定了基础。夏、商、周时期的国王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政体，既非贵族民主政体，也非君主专制政体，而是一种宗法贵族君主政体。是这一国家制度形式既有别于古代西方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民主制，又有别于皇帝制度创立以后的专制集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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