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邦即国，国即社会。移居它处的人口群一是要获姓，以示和他们的原生地人群的联系和区别；二是要在新居住的地方建邦—国—社会，封邦就要建国。即便是其他族系的人口群，他们或是认同，或是被征服，或是联姻，也可能获姓，封邦建国。在土地相对于人口是无限性的古代，把这种方法作为处理不断增多的人口群的方法，就成了“封邦建国制”——封建制。显然，这是对黄帝时代的理想化，也是不切实际的。
邦即国，国即社会。社会本是和人联系着的，封邦建国是和人口的发展和族系联系着的。在同一地区的人口逐渐发展壮大，空间相对狭小，自然“分枝分叶”，分离出一定的人口群，移居它处，就像蜜蜂发展后要分箱一样。移居它处的人口群一是要获姓，以示和他们的原生地人群的联系和区别；二是要在新居住的地方建邦—国—社会，封邦就要建国。即便是其他族系的人口群，他们或是认同，或是被征服，或是联姻，也可能获姓，封邦建国。在土地相对于人口是无限性的古代，把这种方法作为处理不断增多的人口群的方法，就成了“封邦建国制”——封建制。
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尤其是集权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套用“阶级分析法”，认为黄帝时代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01页）：“照礼记礼运篇所说，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禹以后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禹不曾废除‘禅让’制度，是大同时代最后的大酋长。小康时代应从启开始。”并引用《礼记·礼运篇》佐证：“今大道既隐（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天下为家（变公有为私有），各亲共亲，各子共子，货力为己（财产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子孙继位，认为当然），城郭沟池以为固（保护财产），礼义以为纪（制定礼教和法律），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阶级制度），以立田里（划分疆界，上地私有），以贤勇知（养武人谋士作爪牙），以功为己（谋个人利益），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争夺及革命不可避免），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统治阶级的圣人）……是谓小康。”显然，这是对黄帝时代的理想化，也是不切实际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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