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的改革应对新形势：优化策略

西方国家面对多发的民事纠纷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兴起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即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另一方面，进行法院改革。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大致也是从这两方面入手，并且，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尤其强调调解的作用，并相应对传统法院调解制度予以改革。

我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举证责任改革为突破口法院系统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主要包括确立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庭审实质化改革；审前程序和证据制度的改革；扩大简化程序适用，确立小额诉讼程序；实行法官员额制；推行司法责任制；司法公开。应当说，审判方式改革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成果，推动了民事审判模式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优化了诉讼制度和审判程序。但同时，基于名为“国情”或“社会转型期特点”等的许多复杂因素，对上述民事审判改革构成了明显的制约。^[53]例如：一些程序制度很少运用，如证明责任的结果责任；一些程序规范水土不服，如举证时限制度。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受阻，以及审判责任追究机制强化了法官的“避错”心理等诸多复杂因素，促成了以诉讼调解的复兴方式进行应对。(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着重发挥调解的作用。相应地，民事司法政策调整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并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改革。着重法院调解在诉讼效率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强化法院调解制度在诉讼中的作用。为此，采取以下法院调解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