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起草过程与重要原则揭秘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逐步总结归纳出了“以市场价值为导向，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等裁判规则。为更加系统全面地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列为2019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等课题承担单位提交了优秀研究报告。上述探索研究为《解释》的起草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在《解释》起草过程中，我们先后征求了中央有关立法、行政、检察部门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并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征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有关学者和产业界、律师界代表的意见，充分吸收了有关修改意见和建议。

《解释》主要遵循了以下四项原则：

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解释》起草过程中，我们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五个关系”，积极探索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规范，不断优化有利于创新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是保证法律统一正确适用。《解释》涉及《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种子法》等多部法律，在起草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正确统一适用《民法典》的要求，依法解释，既保证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标准统一，又尽量协调各部门法之间的表述差异，坚持全面平等保护原则，审慎明确适用条件。(www.xing528.com)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14年、2017年对《专利法》《著作权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知识产权案件存在赔偿数额低等问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低，一方面，导致权利人损失难以弥补；另一方面，导致知识产权侵权难以有效遏制。《解释》的起草，立足解决上述瓶颈问题，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

四是增强实践可操作性。《解释》旨在通过明晰法律适用标准，增强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为当事人提供明确的诉讼指引，确保《解释》好用、管用。

在《解释》起草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对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要区分处理，对适用要件分别作出规定。经研究，我们认为，侵害各类知识产权行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和赔偿标准应当一致。首先，《民法典》第123条明确规定的知识产权客体就有7种，还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难以逐一规定。虽然《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分别对惩罚性赔偿作出了规定，但在《民法典》对惩罚性赔偿已经作出了总括性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再区分客体分别作出规定，适用要件不仅容易重复，也可能产生冲突，不利于《民法典》的统一正确适用。其次，著作权、商标、专利等同为知识产权客体，法律属性一致，因此，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法律要件上，不宜对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客体作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