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社会学方法的优化

实际上，用道德社会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并非当代英美学者的专利。这项工作在苏联就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在阿尔汉格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结构、基本方面》一书中，整个第四篇“伦理学的社会学问题”都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社会学。并且，阿尔汉格尔斯基还把这种“具体的伦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追溯到哈尔切夫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道德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中所提出的观点。文章认为：“任何一个道德历史形式，最低限度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由舆论维护的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和公共生活规范；个人对这些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及他对这些要求的态度；人们的实际行为和他们之间体现道德目的和规范的相互联系。”^[1]在阿尔汉格尔斯基看来，哈尔切夫所提出的三个方面不应当是各自独立的，“具体的伦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阿尔汉格尔斯基认为，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是从社会所有方面（在物质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的动态相互联系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的”，所以，这一特点决定了“伦理社会学问题是与个人社会学、家庭社会学、集体社会学等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任务“不在于从抽象的理论上弄清楚道德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而在于研究这些联系的现实状况，它们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它需要“一方面以对道德特点的伦理学研究为基础，另一方面，以吸收社会学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为基础”。从而，它是“研究道德规范的实际作用、代表各种社会—人口集团的行为主体对道德规范的态度、在道德意识和行为范围内发生的变化和社会的道德发展趋势”。总而言之，“研究社会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2]。

尽管阿尔汉格尔斯基强调道德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但并没有把道德社会学上升到“科学伦理学”基础的地位。在阿尔汉格尔斯基看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是哲学，“分析一般伦理的善恶范畴是在一切情况下在现象学水平上科学地认识道德的性质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从而，“辩证唯物主义地解决伦理学的哲学问题，使我们能够展示作为特殊现象的道德同普遍东西的联系，表明它同客观现实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3]。引文中，阿尔汉格尔斯基所提到的“在现象学水平上”的范畴指的就是道德社会学方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在阿尔汉格尔斯基那里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善恶的辩证法，而道德社会学则是研究道德现象的起源、结构、机制、要素、功能的经验性知识。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可以达到对道德知识的充分认识。换句话说，伦理学是道德哲学与道德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但其中，道德哲学才是基础。

尼尔森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道德、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否定了上述研究道德问题的逻辑思路。他区分了三种对道德的提问方式：本体论的提问方式为“道德是什么”；认识论的提问方式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道德社会学的提问方式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的典型功能是什么”。在尼尔森看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部分，其基础只能是道德社会学。道德学说的研究应该被纳入到社会学研究中去，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学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规定道德的本质、作用和社会功能。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会免于落入传统的以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和以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来规定道德学说研究对象的窠臼。因而也就使道德学说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纠缠和判断是非、对错的反映论的泥潭，从而区别于相对主义，包括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伦理相对主义（ethical relativism）、元伦理的相对主义（meta-ethical relativism）、概念的相对主义（conceptual relativism），以及伦理怀疑论（ethical skepticism）和伦理虚无主义（ethical nihilism）。基于此，尼尔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是某种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4]

尼尔森对伦理情境主义的解释是：“道德上被需要的，几乎没有例外地伴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着某种值得考虑的衡量方式。情境主义并不认为对错或好坏取决于某人的态度、许诺或某人将接受的无论什么可普遍化的原则，而是在某种值得考虑的衡量方式中，取决于人们发现自身所处的客观情形。因此，情境主义不是任何形式的相对主义，因为对错或好坏并不取决于某人、某种文化、某个阶级、某种不可名状的事物所相信是正确的那样，也不取决于每个人是如何概念化事物或每个人会接受何种正当的标准。而是，对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有哪些需要和人们发现自身所处的客观情形。”^[5]尼尔森进而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普遍的、永恒的、绝对的、主观的道德原则，坚持道德在相对性与绝对性上的统一，其实质就是这种情境主义道德观的体现。而这种情境主义的道德观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在情境X中的时段t1上某某道德原则是正确的，在情境Y中的时段t2上某某道德原则是正确的。这些判断是普遍的并能横跨生产方式的。而且，尽管并不作要求，但历史唯物主义允许存在着从t1到t2到t3的理性进步过程这样的判断。在无例外的情况下（ceteris paribus），这种判断更有益于人类的发展，从而优于在时段t1上的固着状态。这显示了一种对道德的理解方式，一种看待事物的道德方式。它是非相对主义的、情境主义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6]。(www.xing528.com)

不难看出，尼尔森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把道德看作是这一整体中的有机部分，从而以道德的社会功能来理解其本质和作用。并且，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作为整体的有机社会的科学理论，而道德社会学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关于道德之社会功能的学说。总之，正如尼尔森所言，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关于时代社会变化的社会科学理论一般，道德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价值规范体系，也应该被纳入社会学的研究中去。然而，尼尔森在充分地理解了道德社会学的同时，也充分曲解了道德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因为，对道德社会功能的理解并不能完全取代对道德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理解。所以，以道德的社会功能来理解道德的性质与作用是需要对“道德是什么”和“什么在道德上是对的，什么在道德上是错的”这样的本体论问题与认识论问题有一个预先的基本回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汉格尔斯基所强调的“现象学”“前提”是重要的且必不可少的，而关键在于“前提”是否能够被意识到。所以，尽管尼尔森在情境主义的立场上能够处理道德原则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问题，然而，为什么可以说在情境X中的时段tl上某某道德原则就是正确的？而在情境Y中的时段t2上某某道德原则也是正确的呢？对此，尼尔森不难回答，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可以提供解释。但是，尼尔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也看作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回答就有失全面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它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对善恶辩证法的抽象概括与阐发就是对道德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基本回答，从而是“现象学”的“历史前提与逻辑前提”。在这个意义上，阿尔汉格尔斯基虽然意识到了这一前提，但他把善恶范畴的辩证法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也是有所偏差的。事实上，这一前提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以，道德的社会历史本质要比道德的规范本质更为基础，而不是相反。

相比较而言，虽然胡萨米在道德社会学的基本方面与尼尔森的理解大致相同，然而，他对道德社会学的定位却较为适当。在胡萨米看来，“道德社会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它在历史观察中为道德观的社会起源提供理由”。在马克思那里，说明一种规范，必须明确：（1）它在生产方式中是如何产生的；（2）它是如何在那个社会中与社会阶级相适应的。从而，强调马克思的道德社会学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方面：（1）包括道德观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各要素不是附带现象的（epiphenomenal）。马克思的有关自我实现、人道主义、共同体、自由、平等、正义等规范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缺乏相应的制度框架就可以被归结为无意义（insignificance）。这些规范在转变无产阶级意识的过程中充当着某种批判的功能，它们赋予这种功能以否定的力量并促使革命变革。（2）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处理那些观念和价值的社会起源与他们的真理性（truth）、有效性（validity）、道德可欲性（desirability）之间的关系，然而他的理论实践清晰地显示他并没有把两者混淆起来。从而，在马克思看来，一种理论能否被接受必须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解决。典型地，马克思是在探索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也就是它的前提假设与结果以及它对被观察到的相关现象的充分说明。^[7]

胡萨米强调了道德社会学中的“历史观察”“前提假设”“结果”“现象分析”等范畴，并对观念和价值的社会起源与它们的真理性、有效性、道德可欲性作出了区分，从而在上述条件下把道德社会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是适当的。不过，他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有关自我实现、人道主义、共同体、自由、平等、正义等规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缺乏“相应的制度框架”。如果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道德价值看作是游离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框架之外的东西，就很容易落入抽象的价值论。这也是胡萨米老是热衷于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所在。从而，在胡萨米那里，道德社会学作为“在历史观察中为道德观的社会起源提供理由”的事实判断与道德观的“真理性、有效性、可欲性”的价值判断之间是断裂的。应当看到，道德的起源与社会功能尽管不可与道德价值的真理性、有效性、可欲性相提并论，然而却是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达成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