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动机的解释路径与客观基础的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阶级作为“在生产方式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群”，是由特定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这是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从而也是阶级意识的来源与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立场看待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道德及其本质，区别于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和出发点来看待道德及其本质。从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势必需要以社会为本位进行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个体范畴中包含着哪些社会要素，道德动机的客观基础不可能生发自个体，而只能来源于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从而，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动机的考量更加注重社会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外在可塑性。然而，与此同时，道德动机的外在可塑性与内在可欲性不能被理解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两者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有理论依据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曾频繁使用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概念就已暗含着此种理论源流。《手稿》中，人被看作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通过现实的对象化活动实现并确证自己的本质。而对象性存在和马克思以“关系”看待人或事物的立场是互为表里的。因其人是对象性存在，人必然在关系中，因其人是在关系中，人必然是对象性存在。不过，对关系属性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手稿》中，关系属性还只是体现在人的“类本质”中，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已然表明，关系属性已从“类本质”发展为“现实性上”的“社会关系”。这意味着，人的对象性存在，与人的社会关系互为表里。在马克思后来的著述中，“社会关系”逐渐被归结为更基本的“生产关系”。这说明，人是关系存在物，并在根本上是生产关系的对象性存在物。脱离了社会关系，即脱离了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人就丧失了人作为人的本质，此其一。

其二，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与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的普遍化相辅相成。最为完善的对象性的普遍化即人处在全面的对象性关系中，也即人获得最为全面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它集中体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撇开自由主题不谈，这句话同时暗含着对象性关系的普遍化问题。在“自由人的联合体”内，单个的人同时也是最为普遍的抽象的人，而最为普遍的抽象的人总是表现为单个的人。同样地，对对象性关系的普遍化理解在马克思那里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早先也是从“类本质”出发去看待人的这种普遍性，而后过渡到市民社会阶段（即人在市民社会中实现对象性的普遍化），最终，对象性的普遍化被锁定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活动当中。人只有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实践中才能实现人的对象性的普遍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是以异化的方式在发挥作用，但资本主义却以“资本”作为最普遍的媒介推动了这种对象性的普遍化的实现过程。所以，人作为对象性存在以及这种对象性存在的普遍化在马克思那里具有一个科学、客观的理论基础。

从而，就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动机而言，内在的可欲性是由外在的可塑性提供真实的、具体的内容的（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对象化个体），而道德动机的内在可欲性总是借外在可塑性所提供的内容显以自身（即被社会意识对象化了的个体进行再对象化）。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动机主要来源于不以阶级成员个体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作为社会意识的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的客观基础则是阶级利益。(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阶级的联合并非是松散的个体之间随意的自由组合，而是存在着客观的相互协作的基础。从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动机是以此种相互协作的客观基础为前提的。因此，道德对革命行为的推动作用，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从而发挥揭示阶级利益，塑造整体的阶级意识的功能，而不是建立在以“原子式”的单个人的“精明理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