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体行动的动机结构问题上，基于囚徒困境的“搭便车”的利己主义和基于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无条件的利他主义（altruism）是西方世界对阶级意识较为常见的两种解释路径。无条件的利他主义的解释就是布坎南所提到的以高压政治处理“公共善”问题的路径依据。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学者提出了另一种关于阶级意识的动机结构，这就是关于有条件的利他主义的保险博弈。一般而言，保险博弈是这样一种集体行动的动机结构，即通过“默许协调”（tacit coordination）产生集体行动，与此同时，集体行动所需要的信息由领导者提供。“默许协调”条件不再以动机的不确定（uncertainty）、猜疑（suspicion）和不冒险（playsafe）作为主导，而是转以集体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作为获得集体行动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领导者的角色不同于高压政治中的命令者或权威，而在于提供相关的集体行动的信息。[21]但是，这样一来，如果依然要以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和理性选择理论为前提，那么，就必须对囚徒困境的解释条件进行相应的修改。
在埃尔斯特看来，用囚徒困境解释集体行动的个人意图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主要涉及：（1）博弈只进行一次，（2）矩阵中行动者的动机仅仅是物质回报，并且（3）他们理性地行动。如果以上三个条件均可以满足，那么，集体行动必将失败。在上述三个条件中，（3）最为重要。因为（1）可以通过多次重复博弈进行调整，而在（2）中，无论回报是物质性的或非物质性的，只要回报是界定清晰的，就也可以被确定。那么，在（3）中，对理性的规定就是关键的。埃尔斯特提出了一种在个人解释水平上的启发式（heuristic）原则：首先假设行为是理性且自利的；如果理性且自利的假设无效，那至少假设理性；当且仅当理性假设也不成功，那么可以假设个体的参与行为是非理性的。最后，集体行动可能最终由于对个人水平的解释太复杂以至于在当前阶段不可行。不难看出，这种启发式原则的解释路径涉及理性且自利（rationalitycum-selfishness）、单一理性（rationality simpliciter）、非理性（irrationality）。从而，对条件（1）—（3）的调整，可以大致通过对照来解释获得集体行动的可能性：（1）如果相互行为被多次地重复；（2）如果激励行动者的回报不同于物质回报的结构；（3）如果行为是不完全理性。假使这些条件全部满足，那么集体行动就会成为可能。[22]基于此，不同于囚徒困境的动机结构大致可以通过以下的条件进行相应地调整：
（1）个体间的相互行为需要多次重复。个体可以在重复不断的相互行为中对他人是否会从事集体行为具有一种可观测的预期。可观测的预期同时意味着个体可以掌握其他行动者的相关信息，从而不断接近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
（2）个体行动者的回报不完全等同于物质回报的结构。他可以从领导者那里得到集体行动的信息（包括知识、信念等）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或激励。但物质回报必须在动机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份额。(www.xing528.com)
（3）个体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关心的态势，彼此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从而，个体理性并不表现为完全理性。[23]
如果上述条件得以满足，那么囚徒困境就有可能转化为保险博弈，即以期望中的相互合作导致革命的集体行动的产生。矩阵可如下所示：
如上所示，“搭便车”行为依然是较强的个体偏好策略（左下格与右上格），相比之下，不合作策略（右下格）就成为个体选择的一种弱偏好策略。然而，弈局的最优策略组合和个体的最强偏好策略却是合作从事集体行动（左上格）。不过，合作行动作为保险博弈的最优策略组合是有条件的，即基于个体间相互信任的行动承诺以及行动预期。换句话说，只有保证自己会从事革命，才能寄望于别人从事革命，或寄望于别人从事革命，必须保证自己会从事革命。这样一来，保险博弈的动机结构中就必然包含着道德的成分。但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道德是通过个体间重复不断地相互博弈逐渐形成的么？或者换句话说，道德是理性自利的个体通过不断修改的利益权衡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么？也只有从理论上说，道德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结果，但这是一种契约论的理论立场，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个体理性是否是集体行动之道德动机的客观基础？若不是，它的客观基础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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