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自利与革命动机的道德问题浅析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论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经常使用阶级利益这一范畴，用以揭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之客观事实和历史动力。阶级利益是经济基础在政治领域的折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基础与客观动因。然而，经典作家或许没有想到，阶级利益竟然会被后人放置于他们生前所批判的利己主义的箩筐内，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可以被赤裸裸地套以“自利”（self-interest）的口号。

斯金伦在《工人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伦理：马克思反道德论中的不和谐的曲调》（“Worker's Interest and the Proletarian Ethic：Conflicting Strains in Marxian Anti-Moralism”）中就鼓吹着这一口号。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动机刻画为一种十足的“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egoistic utilitarianism）。在他看来，在马克思那里，道德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动机，而能够作为革命动机核心的则是一个比道德概念更加狭窄的所谓的物质的自利（material self-Interest），从而，“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之革命动机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基调。斯金伦提出了四条革命动机的祛道德化理由：（1）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是主导，因而没有给人的社会生活留下多少“交往”（communicative）的空间，所以道德没有什么余地。（2）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不仅在资产阶级之间，也在受压迫者之间。并且，在马克思那里，工人之间是相互分离的，他们为了生存彼此钩心斗角。由此，工人阶级的革命动机是自利，而利益就是生存。（3）马克思经常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表述为由于自身的逻辑和矛盾终将崩溃：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周期性的萧条以及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痛苦。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过程中，道德作为一种推动力量是多余的。（4）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追求自利就足够了，从而无须以道德作为革命的向导。^[8]

且不说斯金伦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指认为追求“物质自利”的“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及其祛道德化的理由是否合理，倘若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真是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话，那么革命的集体行动就是妄想。关于这一点，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奥尔森（M.Olson）早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就已经证明。奥尔森也认为“正如阶级是自私的，个人也是自私的”^[9]，“马克思看到了自私的个人和自私的阶级采取行动实现各自的利益”^[10]。然而，根据奥尔森的理论，集团的公共利益很难建立在个体自利的基础上。由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个体的自利的理性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追求个体利益则往往伴随着公共利益的损失。因为，个人行动微不足道，个人在阶级行为成功后所得份额微乎其微，个人的阶级行为存在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于是，如果个体是理性自利的话，那么坐享其成的“各顾各”就是最好的选择。^[11]所以，在“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一节中，奥尔森下结论道：“许多证据都表明，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功利主义的个人行为之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理论就是自相矛盾的。”^[12]“因为如果组成阶级的个体采取理性的行为，就不会产生争取阶级利益的行为。”^[13](www.xing528.com)

奥尔森的理论足以反驳斯金伦的“物质自利”说。不过，在斯金伦所谱写的“曲调”中，除了“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之基调外，还有一种他称之为“唯物主义的伦理”（materialist ethic）之辅调。在他看来，“唯物主义的伦理”根植于无产阶级的情谊当中，它能够被表述为一系列清晰的规则，从而把无产阶级的自我欲望引到为了人类利益进行革命行动的意图上去。^[14]由是观之，斯金伦在无产阶级革命动机的祛道德化问题上其实并不是那么“彻底”。事实上，即便没有奥尔森的理论反驳，很容易就能设想到的是：在一个自私自利的环境中，有谁会去关心集体的事情？因而，在斯金伦那里，与其说“唯物主义伦理”是与“物质自利”的一种结合，倒不如说是斯金伦在经历了祛道德化的“阵痛”之后的一种无奈之举。但关键是，这种根植于无产阶级情谊，貌似于“看不见的手”的“唯物主义的伦理”符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的本质么？把具有客观基础的社会意识形式说成是手足情深的阶级友谊，从而在“物质自利”的内衣外再披上“唯物主义伦理”的外衣，其结果只能是：自利还是自利，伦理却已“抽身而去”。

有趣的是，同样是基于个体的理性自利的考虑，斯金伦与奥尔森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不过，从实质上说，奥尔森只不过是以一种清晰的利己主义代替了斯金伦的一种粗糙的利己主义。区别在于，斯金伦并没有特别地在利己主义中分离出个体与阶级之间的差别与相互作用，而奥尔森显然把阶级行为明确地微观化到个体层面，进而“一目了然”地阐述阶级利益与个体行为的作用机制。尽管奥尔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一员，然而，他的方法论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所承认的分析的方法之一。^[15]并且，奥尔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动机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越来越“先进”，分析的议题越来越“精细”。同时，诸如“自利”“利己主义”之类的字眼不再频繁地出现，而大多是以“理性”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