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社会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和关系

在科拉科沃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马克思主义主流》中，第二国际的25年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德国和法国不仅组建了强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在澳大利亚、俄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的兴盛带来了理论研究上的繁荣。第二国际时期出版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主要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帝国主义经济问题等等。不过，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和历史唯物主义总论方面，哲学上的探讨并不充分，且关注的重点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前提。就这一问题，第二国际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及其崩溃的理论。他类哲学理论可以毫无问题地补充和丰富这一理论，尤其是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理论。因此，这一派的理论家要么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结合起来，如伦理社会主义（ethical socialism），要么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empiriocritical epistemology）结合起来，如马赫主义（machists）。伯恩施坦就是伦理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相反，第二国际中大多数理论家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包含了对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哲学问题的答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在哲学上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的天然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已经完成，无须在恩格斯的哲学体系之外寻求他类哲学资源的帮助。^[11]这一派的理论家多被称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首席理论家考茨基就是代表人物。在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和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1906）这两本书中，两种不同的立场展开了理论上的交锋，而焦点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伯恩施坦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崩溃理论提出的。他自己把这种崩溃理论描述为：“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但是，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他发现了“现代社会中收入的变动”“生产中的经营等级和社会财富的扩散”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所以观察后的结果使他确信，科学社会主义的崩溃理论是行不通的，是不切实际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在经济上推崇“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在政治上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力量”。这样一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口头禅（cent）式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空洞无物的欺骗”。于是，“人们通常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在他看来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运动就是一切”，就是“在社会财富与社会生产力增长中”的“工人阶级本身智力和道德的成熟”，而运动的目的和口号就是“回到康德去”的“社会主义理想”。^[12]

自伯恩施坦的言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散布开来之后，以考茨基、卢森堡为首的一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修正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伦理学上讲，伯恩施坦的伦理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伯恩施坦想通过议会民主的方式获取政治力量，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框架内通过不断“运动”的改良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但这样一来，对立阶级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似乎在伯恩施坦那里就是可以“调和”的。既然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个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对象现在变成了无产阶级政治改良的目的，那么，相应地，为了迎合阶级调和，就势必需要借助某些超越阶级利益的、具有普世性的“调和”价值。于是，马克思经常批判的，那些抽象的、空洞的、作为全社会或全人类道德的普世价值就势必会闪亮登场。只不过，在伯恩斯坦那里，扮演这一救世主角色的是康德先生。此外，他“以经验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也不是他所想的那样，只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进步。看不到那些“适应能力”中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社会因素”，却完全把它看作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东西，伯恩施坦也就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去“修正”和“改良”。这种观点，从本质上讲，是在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上，企图实现不经必然直接跨入自由的一种“空想”的跳跃，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应当批判的对象。

考茨基在《伦理与唯物史观》中的立场截然相反。他批判了伯恩施坦崇尚的那种超越物质生产方式、超越历史、超越阶级利益的具有“天堂般高度”的道德理想，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社会需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基于“社会需要”的道德，是为物质生活方式服务的，尤其是为技术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服务的。所以，政治活动的基础不是源于“理想”的道德价值，而是“依赖于社会发展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尽管考茨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作了辩护和正名，但考茨基的理论是有缺陷的。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种延续，从而必然服从自然历史本身的法则”。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动力是自然历史发展法则的体现。道德是道德感（moral feeling）和道德律（moral tenet）的结合，前者“作为适应性的器官在前人类阶段就已经进化完成”，因而“和动物的意识没有什么不同”，后者最终只能是一种满足技术发展的条件，因而是“和工具一起在这种技术条件中扮演着一部分角色”。^[13](www.xing528.com)

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主要有两个缺陷：其一，他深受那个时代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混淆了动物本能与人类意识（道德感是其中之一）之间的本质区别。尽管强调人类意识的自然属性无可厚非，然而，这种看似客观的根基却不是人类意识在“本质属性”上的客观基础。道德感，即由道德现象所引发的人类情感和知性，只能由历史的社会生活赋予。从这一点上讲，动物根本不具备所谓的道德感。其二，尽管人类史是自然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然而，不应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在自然史内部发展着自己的历史过程。恰恰相反，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是人类社会在自己的内部发展着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即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历史。相应地，技术的发展在本质上不是作为自然发展史的法则而是作为人类历史本身的“自然”法则得以进步。因此，尽管人类意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受制于技术进步，然而人类社会在本质上与自然界的不同就决定了这种受制只不过是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反映。倘以单一的技术发展来解释和归结一切社会现象，当作一切目的的终极旨归，那么技术系统也就成了远离社会生活的超然的自然。这样一来，高级的技术世界就是想象中的高级的物理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人类世界。总之，把人类意识单纯地归结为技术进步，继而又把技术的进步单纯地归结为自然历史的发展，这就不难使考茨基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覆灭、社会主义来临的必然性就像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一整套社会系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因而，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道德尽管可以充当革命的手段，但在考茨基那里，实际上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也难怪后继者会给他扣上自然主义进化论（naturalistic evolution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ical determinism）的帽子。

如果说伯恩施坦用抽象的、普世的社会主义理想替代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话，那么，考茨基把人类意识归结为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从伦理学上讲，前者以“价值”规定“事实”，以“自由”规定“必然”，使社会伦理道德脱离了物质生活实践、脱离了阶级利益，从而脱离了现实的客观基础。而后者则以“事实”消弭“价值”，以“必然”消解“自由”，从而忽视了社会伦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规律。这两种修正主义的症结在于，没有辩证地看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不是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完全对立起来（伯恩斯坦），就是把它们不加区分糅在一起（考茨基），从而就只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其实，从伦理学上讲，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理论交锋是康德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的交锋。由于他们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缺乏深入的了解，无法在新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以，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落入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的思维范式。而这两种本身就是对立的思维范式，根本无法认清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这两种非此即彼的道德论理方式是人道主义传统和科学主义传统的源头。伦理社会主义开启了一种以道德价值作为出发点、目的和评判方式的论理方法，通过这种方法，道德价值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或合并基础。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理方式消解了道德的价值，因此，道德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只能作为解释对象不能当作评判主体的技术奴隶或经济傀儡。早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谈些道德问题，后来干脆就避而不谈或是严词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都是这种道德论理方式必然带来的后果。历史地看，卢卡奇与柯尔施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的就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由于卢卡奇在尚未接触马克思早期手稿之前就已大致阐明了异化理论，从而使他在手稿被公开之后一时名声大噪。作为卢卡奇的学生，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极力推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最先接触马克思早期手稿的学者之一，马尔库塞在崩溃理论面前毫无对策，却在异化理论中找到了某种人的本质，并以这种人的本质“大拒绝”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肇始了以人的本质或人性概念解读和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道主义传统。随后，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苞蕾最终在法国开花结果。经由庞蒂、列斐伏尔，最终发展至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法国盛极一时。就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阿尔都塞继承了考茨基的衣钵，借助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番科学主义的纯化，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于是，两大传统前所未有地在法共内和法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