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道德观：非道德论与道德论

马克思对道德的态度，留给人的总体印象似乎是两面的：一方面，他一贯抵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化批判，甚至在写作过程中刻意回避伦理学术语，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是带有强烈的道德义愤，总是鲜明地拥护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一面是科学的“价值中立”，一面是激进的“价值辩护”。这两方面都能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找到立本根据。那么，马克思对道德的态度究竟是哪一面呢？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分成了两派：主要支持前者的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和主要支持后者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论。

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认为，马克思的立场要么是反对道德，要么就是无关道德。^[1]总之，要么是从总体上，要么是在某个领域，马克思主义是道德无涉的。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者一般会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追求“客观事实”的“科学”理论，而伦理道德在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那里只能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消极地受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保守力量”，是应该给予批判或排斥的对象。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既不把伦理道德当作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依据和标准，也不凭借伦理道德评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先性，更不把伦理道德当作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手段。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不可或缺的规范性（normative）要素，也不能称之为是道德的规范性，而仅仅是指诸如需要（need）、欲望（desire）、利益（interest）、快乐（happy）等非道德善（nonmoral good）。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者主要有伍德、米勒（Richard W.Miller）、克利尔（Andrew Collier）、斯坎伦（Anthony Skillen）、塔克（R.C.Tucker）等。

伦理道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并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是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往往认为，道德价值是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推崇共产主义不可或缺的理由之一，它们完全可以被分析出来重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些价值包括正义、人类共同体、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解放、自主、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既可以建立在某个价值的基础上（例如正义或自由），也可以建立在特定的价值组合的基础上（例如正义与人类共同体、自主和自我实现的组合）。不同的价值构造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不同特质。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主要有科恩（G.A.Cohen）、埃尔斯特（Jon Elster）、罗默（John Roemer）、肖（WilliamShaw）、杰拉斯、杨（Gary Young）、胡萨米（Z.I.Husami）、布坎南、艾伦（D.P.H.Allen）、布伦克特（G.G.Brenkert）、卢克斯（S.Lukes）、艾瑞森（R.J.Areson）、尼尔森（Kai Nielsen）、范德威尔（D.van de Veer）、佩弗、王尔德（Lawrence Wilde）等。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是多数派，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者是少数派。

伍德和米勒是少数派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在伍德看来，道德善包括美德、权利、正义、义务的实现以及对这些品质的占有，而非道德善则是那些即使没有道德承诺，也可以去追求和占有的、人们愿意拥有的善，例如快乐和幸福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诸如自我实现、安全、身体健康、舒适、共同体和自由等非道德善的规范性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通常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向人们提供以上所列举的非道德善目，并拒绝那些认为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可以通过对生产组织更加理性与民主的安排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张。可是，马克思从没有主张这些应该提供给人们的善是因为人们有权获得它或正义需要它。很显然，他认为这些非道德善的价值是充分的，它远不同于我们用爱或是罪恶感去使任何有理性的人所信服的那些主张”^[2]。由此，伍德认为马克思依据的是一种具有“综合理论”特征的历史科学而非伦理道德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推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正当性与价值优先性的。

米勒与伍德的立场基本一致。在他看来，马克思不仅拒绝正义，而且拒绝所有的道德价值。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米勒认为，寻求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在于从诸多社会安排与社会战略中获得道德。这种道德从狭义上讲，区别于自利、阶级利益、合理利益或纯粹的审美关系。米勒进而认为，可以作为政治决策基础的道德只能被界定为如下三种特征：

（1）平等，即人们被视以平等的考虑与尊重以及享受平等的地位。

（2）一般规范，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的正确解决在于把有效的一般规范用于当下事件中的特殊事实上。

（3）普遍性，即任何具有正常情感的人，通过理性地反思相关事实与争论都将接受这些价值。^[3]

据此，在米勒看来，作为解决政治问题之基础的道德应该是中立的、无偏私的。正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批评和拒绝上述所有原则，所以必定是道德无涉的。因此，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来看，马克思是一个非道德论者。

显而易见，伍德和米勒之所以会把马克思看作是个非道德论者，是因为他们所持的道德概念与马克思的理论不相容。从伍德的表述来看，他似乎是个非效果论者：某种形式的德性论者或道义论者。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不可能是一个德性论者或道义论者，所以马克思就是一个非道德论者。但是，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解释为功利主义的学者显然不会同意伍德的立场。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学者从混合道义论的角度重建了马克思的伦理学。不过，从伍德的道德概念出发，他肯定会反对这些所谓的重建。米勒的立场看似很明显，其实是一种看不懂的道义论。正如布坎南所言，他的道德概念既不是康德的，也不是罗尔斯的，甚至不是任何形式的道义论。因为米勒的正当性原则消除了所有的社会差别，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无原则的原则。在布坎南看来，即便是康德意义上的道义论，也会认同“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应当剥夺恶人或敌人的个人自由乃至生命。只要不滥用暴力，避免不必要的痛苦等即可”^[4]。(www.xing528.com)

以伍德和米勒为代表的非道德论一边的对立面，是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他们一般都认为，马克思的反道德论态度或非道德论立场只是表面现象。这些现象可以通过对特定文本语境的解读得到合理说明。实际上，马克思有自己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立场，需要挖掘和重建。循着这个思路，学者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反反道德论理由。

塞耶斯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文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它把道德看作是社会和历史现象，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由此，它将道德视为社会和历史环境的产物，并力图用这些术语来解释道德。马克思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和理解道德观念的社会意义，而不是简单地批判和消解它们。同时，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且还采取了实践的（评价性的、道德和政治的）姿态。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其价值取向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使其理论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和道德主义，而是拥有坚固、客观和科学的基础。塞耶斯同时指出，在认识到道德价值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特征的同时，也要警惕堕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中的危险。^[5]

王尔德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者》一书的导言中认为，马克思的反道德论只是一种策略。原因在于：其一，马克思反对用道德话语来表达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论证，因为道德话语会模糊原本清晰而科学的分析。马克思认为道德总是用来支持统治阶级的，因此，用它来批判社会现状会陷入“以道德来逃避历史”的陷阱。但是，这并不表示马克思反对道德。其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表明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且称赞了空想社会主义对现有社会所有原则的批判，认为这种批判为工人阶级的启蒙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其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工人阶级没有理想可以实现，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可以保证自己和社会的解放。这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并不需要放弃道德理想；相反，他们会发现真正地实现这些理想的手段。^[6]

尼尔森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一书中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反道德论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体现的道德思想不仅并不矛盾；相反，它们是一致的。易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有特殊含义，它由生产方式决定，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与从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辩护并不矛盾。他进而认为，上层建筑中包含着受阶级利益左右或影响的意识形态，但也包含非意识形态的其他意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必，也不应断定所有道德都必然是意识形态。^[7]

卢克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剖析了马克思的道德观与共产主义价值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理顺这些关系，才能从道德上和实践上都说得通，才能使共产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卢克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有一种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体现在谴责资产阶级的法权（recht）道德与提倡共产主义的解放道德之间。由此，他把道德区分为权利的道德和解放的道德两种，并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澄清反道德论，就要把权利道德指责为意识形态的和不合时宜的，而把解放道德采纳为自己的道德。^[8]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既是反道德论者，又是道德斗士，这是连马克思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自相矛盾。杰拉斯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文本中显现的反道德论态度和隐含在文本中的正义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马克思本人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在道德问题上的前后不一致。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杰拉斯反对用辩证的方法解读马克思的自相矛盾，并认为，试图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矛盾的学者是在耍“辩证法的诡计”，根本无益于问题的解决。^[9]

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来说，抵制反道德论并非难事，关键是要解释马克思“反”的是何种道德，“赞”的又是何种道德。可以说，只要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这两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可想而知，马克思“反”的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因为这句话里的“资本主义”是对“社会”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的指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社会”的全部内容。所以，对于一个在根本属性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来说，不可能只有一种名为资本主义的道德。如果是这样，反资本主义道德，就是反对道德本身。言下之意，马克思反对的必定是资产阶级道德，认同的必定是无产阶级道德。那么何谓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呢？显然，对阶级道德的区分只能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因此，资产阶级道德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制——现代新型奴役制），无产阶级道德适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学者们把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如何命名——权利的或解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对道德的理解必定离不开社会现实，尤其是经济现实，这与传统的为道德奠基的形而上学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正如塞耶斯所言，至少在马克思这里，历史的社会理论才是伦理学的真实基础。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不能把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仅仅理解为道德理想，理解为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m society）的产物。这样就会错误地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道德理解为与资本主义道德完全无关的东西。其实，正如社会主义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一样，社会主义道德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由无产阶级道德演变而来的。如果不从辩证的角度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性质，就会陷入非此即彼的两个误区：要么像非道德论者那样只从一种社会道德概念即资本主义道德概念理解当前社会的全部道德，要么就像杰拉斯认定的那样，马克思必定有一种超历史的（trans-historical）道德评价标准。若不然，马克思是如何做到既不能让资本主义道德自说自话，又不能让乌托邦道德误人子弟的呢？其二，由前一个问题可以推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催生两种相互对立的道德观，所以，在一套道德话语体系之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实践—精神”的把握生产方式的方式。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不用专门设计一套道德话语体系谴责资产阶级并为自己辩护，他们只要在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中找到由利益冲突引起的现实对立，找到这个话语体系的虚伪和自相矛盾，就可以直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未来的社会主义道德就是在这种对抗中不断成形的。虽然社会道德不能单独作为社会批判的有力武器，但是，如果进步道德赖以形成的现实基础已然确立或逐渐成形，那么道德就完全可以作为思想批判的武器与现实的批判武器携手并进、相得益彰。不仅如此，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道德批判不仅必要，而且不可或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之所以反对道德化批判，只是因为单纯的道德化批判只能带来历史的悲剧。像变革社会这样异常繁难的艰巨任务，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配合与关键力量的主导，而道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主导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蔑视道德的崇高，他或许只是认为，道德就像好钢，一定得“使在刀刃上”。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反道德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任何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学者，都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并由这个问题引出各自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不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贯穿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以，简要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过往史，会有助于我们在思想史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道德观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