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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逝世——英格兰国内情况——英格兰与法兰西谈判——法王路易十四的私心——法英签署条约——阿盖尔公爵约翰·坎贝尔离开加泰罗尼亚——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继承王国——联盟国军队在乌得勒支召开会议——勃艮第公爵路易和布列塔尼公爵路易逝世——联盟国致力避免法兰西和西班牙王室联合——联盟国军队在德南战败——施塔勒姆贝格伯爵吉多·瓦尔德·罗杰封锁赫罗纳——旺多姆公爵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平逝世——英军撤离加泰罗尼亚——法英谈判进展——西班牙确定《萨利安法》——英格兰大臣忽视加泰罗尼亚人——签订《乌得勒支和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从加泰罗尼亚撤军——加泰罗尼亚人被抛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被迫屈服——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逝世——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率军围攻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人英勇反击——加泰罗尼亚人的残忍——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率军攻打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人数次抵御侵袭——加泰罗尼亚人的精神——加泰罗尼亚人投降——双方损失惨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痛悔——总结
1710年12月9日和10日，在布里韦加和维拉维西奥沙发生的事可以说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好不容易取得的胜利几乎被颠覆了。西班牙军队不仅剥夺了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几乎所有来之不易的战利品，而且还使联盟国军队相信，从卡斯蒂尔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来看，任何有利于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接下来1711年春发生的事使这样的努力失去了意义。1711年4月17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去世，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成了奥地利王室血统中唯一幸存的男性，顺理成章地成了所有世袭王国的拥有者，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首要候选人。因此，站在平衡欧洲势力和维护安全的立场来说，这时防范西班牙同奥地利联盟和防范西班牙同法兰西联盟变得同样重要。
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夫人
然而，法兰西现在十分虚弱，几乎被战争压垮。法兰西似乎不但有可能，而且很容易就能被削弱过度增长的势力。法兰西的要塞被占领，边境被摧毁，军队几乎被歼灭。将领们心灰意冷、毫无信心，财政亏空，人民在饥饿中煎熬。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的强取豪夺得到的东西都快被耗尽。现在经过协调用来阻碍他们再继续掠夺的屏障已建立并将维持下去。只有联盟国军队才能以胜利的和平来结束一次光荣的战争。但所有关于美好未来的憧憬都因奥地利王室的变化而变化，英格兰的政策也随之改变。自英格兰安妮女王的独子和丈夫去世后，她就暗中帮助自己被流放的亲属，并保护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和他的同僚，这种帮助更多是因为他们的胜利而非她的偏爱。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夫人确实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英格兰安妮女王。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夫人长期掌权，企图控制英格兰安妮女王。不过，她暴躁又咄咄逼人的脾气，还有对服务于自己的可靠堂妹马沙姆夫人的嫉妒，使她渐渐失去了英格兰安妮女王的宠爱。马沙姆夫人被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夫人安排在英格兰安妮女王的卧房来照顾英格兰安妮女王，但令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夫人意外的是，马沙姆夫人竟得到了属于王室的尊重。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夫人在马沙姆夫人的礼服上泼了一杯水，从此，改变了欧洲的命运。曾经服从自己的人变成一个强劲的对手，而且英格兰安妮女王对自己的宠爱也大不如前，把对自己的宠爱分给了她政治上的新宠，因此，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夫人落入托利党手中，陷入牛津伯爵和莫蒂默伯爵罗伯特·哈利与天才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编织的阴谋网中。他们没有立即冒险攻击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近期植根于大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因为他们深知慢慢地推翻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的形象比一下子推翻要来的实际。他们诱导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留在军队继续指挥，并骗他说现在政府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瓦解。1711年6月，外交部大臣桑德兰伯爵查尔斯·斯宾塞下台。1711年8月，财政部大臣戈多尔芬伯爵西德尼·戈多尔芬下台。其余高官也接连下台。一些人主动辞去官职，还有一些人被夺去职位。不到一年，托利党就完全取代辉格党重组内阁。这时，我不得不驻足观察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这些党派名称的含义被颠倒了多少次。现在的托利党在很大程度上类似英格兰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辉格党，而英格兰安妮女王统治下的托利党又像极了现在的辉格党。
亨利·圣约翰
罗伯特·哈利
新政府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解散议会。托利党希望组建一个不会让自己失望且更利于自己推行政策的新议会。胜利无论多么辉煌，也不能给那些用鲜血和财富为代价获得胜利的人带来纯粹的满足。即使是最公平、最必要的战争，也总能找到许多对手。因此，莫蒂默伯爵罗伯特·哈利和朋友们首先向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呼吁和平，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此外，一个新政府在一开始往往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新政府通常会提出一些新政策，而不仅是修正或改善一些旧有的政策，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基于种种原因，托利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支持，获得国内支持，因此大胆地开展了对外谈判。托利党首次向巴黎方面示好是由一个曾做过法兰西间谍的叫戈尔捷的天主教神父传达的。他在见到托西侯爵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时，突然开口问托西侯爵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愿不愿意讲和。托西侯爵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说：“这个问题就像在问要不要把我们放在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就像问一个病人是否希望康复一样。”[1]然而，法王路易十四和部下们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流露出过多的惊喜和满意之情。法王路易十四试图在两个海上强国间挑拨离间，他抱怨荷兰在谈判后期的顽固和自私，因此，他说自己不愿再和荷兰谈下去，并恳切要求英格兰出面调停。同时，法兰西又狡猾地抛出一些会特殊保护英格兰贸易并给予特权的暗示，意在通过单独的谈判笼络英格兰。无论出于政策原则还是出于集体情感方面，这种私下谈判都直接违背了联盟国之间的约定。然而，英格兰看似狡诈实则愚蠢的大臣们看中了法兰西给予的特殊商业利益。等不及通知公众和召开会议，他们便秘密安排与法兰西单独协商的事宜。普赖尔被派往巴黎做英格兰的代表，而梅纳热被派往伦敦做法兰西的代表[2]。同时，英格兰政府以满满的信心和随时准备合作的态度来安抚荷兰人。
奴隶贸易中贩奴船上的奴隶
在每场谈判中，法王路易十四对所有事都亲力亲为，处处为西班牙着想，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西班牙的领土。实际上，法王路易十四的让步更加慷慨。因此，尽管法兰西的话语权很小，但法王路易十四仍认为西班牙王室把那不勒斯、米兰割让给奥地利，把米诺卡和直布罗陀割让给英格兰是不合理的。当时，阿斯恩托——意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奴隶贸易——由一家法兰西公司掌管。英格兰当时想掌管奴隶贸易，尽管奴隶贸易快被废止了。法王路易十四不仅同意让西班牙按条约所说的那样，给予英格兰在西班牙殖民地贩卖奴隶的特权，还同意英格兰大臣们提出的在美洲圈出一些地方作为警戒区，作为一种安全措施的要求。他甚至允许让瑞士军队驻扎加的斯，这远远超出英格兰大臣们的预期。然而，这个想法彻底激怒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自己都不应向这种条件屈服。谈判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因为英格兰王室对这项提案根本没有兴趣[3]。令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同样感到不快的是，因为自己的君主头衔仍未被认可，所以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没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大臣会被接受。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向法兰西使者博纳克侯爵让·路易·德乌松大声说：“如果发现自己的利益完全被法兰西享受，那么我的臣民们会怎么想？”博纳克侯爵让·路易·德乌松回答道：“他们会想，正如您倚仗的那样，您依赖祖父对战争的支持，也就会依赖他缔造的和平。”然而，这种反驳更容易被误解。自联盟国军队从马德里撤退以来，回忆在布里韦加和维拉维西奥沙的日子，把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境遇从大萧条的最低谷拉了上来。在这两次战役中，一切都是由西班牙准备的，胜利也完全是由西班牙士兵赢得的。回想最近取得的成果，唤醒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的精神。此外，他们反对法王路易十四还得到了贝尔格里克伯爵的支持。贝尔格里克伯爵听命于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伊曼纽尔，他在最近的选举中担任荷兰总督，曾是西班牙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现在也是西班牙的主要大臣。在凡尔赛，团结的民族精神是很难压制的。因此，法王路易十四迅速向于尔森公爵夫人玛丽·安妮·德·拉·特雷莫求助。于尔森公爵夫人玛丽·安妮·德·拉·特雷莫已享受了一切荣誉，现在只想从卢森堡或林堡的某些地区建立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法王路易十四承诺要把这些要求加入和平条约的其他条款中，于尔森公爵夫人玛丽·安妮·德·拉·特雷莫立刻变得非常热心，并在促进和平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谈判也一直在被延迟，但法英之间的这场单独协商最终还是有了结果，并于1711年10月8日签署了条约。条约规定承认英格兰安妮女王的地位及新教继承人的身份；敦刻尔克要塞的防御交由英格兰；直布罗陀、米诺卡和圣克里斯托弗割让给英格兰；将阿斯恩托转让给英格兰三十年；为方便贸易活动，英格兰在拉普拉塔河上设立一个机构；对英格兰商品在加的斯免征某些关税；法兰西人民应享有西班牙贸易特权。同时，它们还签署了七项预备条款。在这些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问题。这是一个被长期争论的问题，因此，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实际上，法王路易十四想以一种合理的方式，阻止法兰西和西班牙的王位落在同一个王室后代头上。“在条约中，还有一些表达比较模糊，不尽如人意。例如，在条约中，没有指明具体的城镇或要塞，只说西属尼德兰在荷兰有一道屏障。另外，要保证神圣罗马帝国的‘安全便捷’，并分别向各国做出承诺以满足‘所有君主和参与当前战争的国家’的要求。”为此，1712年1月月初，会议将会在乌得勒支被召开。
阿盖尔公爵约翰·坎贝尔
同时，新上台的英格兰政府极度渴望和平，相应的放松了自己的军事行动。在西属尼德兰，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遭到了英格兰政府的反对，并且害怕与国内敌人对立。在国内有那么多的敌人急于观望，并准备指责他在整个战役中除了攻陷了布尚，没有做更多的事。如果双方在加泰罗尼亚继续行动，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旺多姆公爵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平在1711年年初就提议立即包围巴塞罗那。不过，出于西班牙成功后的懈怠、英格兰政策的改变和西班牙物资的缺乏，法王路易十四宁愿采纳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谨慎的建议，把投入这次战役的兵力减少到一个哨所和小分队。与此同时，英格兰政府在这件事上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都是在玩冒险的游戏。实际上，英格兰政府派三小股支援部队到布里韦加遗址，派阿盖尔公爵约翰·坎贝尔支援詹姆斯·斯坦厄普。不过，这种行为使大部队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因此，阿盖尔公爵约翰·坎贝尔战败。为了生存，再加上疾病困扰，阿盖尔公爵约翰·坎贝尔被迫放弃自己的个人名誉，重新上船离开加泰罗尼亚。而在1711年9月，奥地利政党因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离开西班牙受到更大打击。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继承自己的王国是很有必要的，而且选举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帝国的尊严。这将不会让他在巴塞罗那毫无意义地继续耗下去。然而，他并没有感到痛苦，对效忠他的加泰罗尼亚人来说，更是这样。他可以选择放弃一个国家的王位。在过去七年里，他一直为王位焦急的争夺，并且有两次差点就成功了。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留下王后伊丽莎白·克里斯汀作为名义上的统治者。离开自己的西班牙支持者时，他深情地说，王后伊丽莎白·克里斯汀作为自己最宝贵的亲人留下来，这是为了报答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也是自己可以迅速归来最可靠的保证。施塔勒姆贝格伯爵吉多·瓦尔德·罗杰像以前一样，仍是英军指挥官。但对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行动，旺多姆公爵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平胆子大得多，全然不顾之前的指示，还是想继续进攻。旺多姆公爵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平围攻卡多纳的城堡。城堡守卫森严且城墙陡峭，很难进攻，军队的重重包围把城堡变成了绝境。因为奥地利指挥官无法应对野外的敌人，所以英军派了五百个掷弹兵和一支运送补给的护卫队前去支援。指挥官们虽然在战场上受了严重的伤，但詹姆斯·斯坦厄普的弟弟爱德华·斯坦厄普上校还是成功突围了。围攻者们彻底失望了，被土耳其燧枪兵骚扰，迅速撤回营地[4]。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即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
期间，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在热那亚附近登陆，然后，成功入驻米兰。他得知了第一个好消息——除了巴伐利亚和科洛涅的选民，所有选民都支持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在接下来的征程中，从因斯布鲁克到法兰克福，他被人们拥护着。1711年12月22日，他在法兰克福隆重加冕，之后迅速地回到维也纳。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是与荷兰一起，维护大联盟的准则，并抵制英格兰的新政策。法兰西与联盟国在伦敦签署预备条款使维也纳和海牙极为不满。即使是以与辉格党密谋为借口解雇了神圣罗马帝国使者加拉斯伯爵约翰·文策斯劳斯，也并不能消除维也纳和海牙的不满。联盟国各国政府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努力希望英格兰安妮女王睁大眼睛，并派人到她那里执行特殊任务。联盟国派出威廉·拜斯，而神圣罗马帝国派出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弗朗索瓦-欧根。在英格兰，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弗朗索瓦-欧根众所周知且倍受尊敬，他的影响力来自自己的赫赫战功和爽朗的性格，这弥补了他口才不好的缺点。不过，他们所有的抱怨和劝说都是徒劳的。马沙姆夫人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她总是巧妙谄媚，以此左右英格兰安妮女王的决定，把英格兰安妮女王变得和自己一样愚蠢、脆弱。从法院的影响及下议院大多数人的感受来看，大臣们确实觉得很有把握，因此，自那时起，放下所有顾虑，抛却中立的态度。上议院表现出了有力的一面，并以六十二比五十四的优势，否定了一项内阁的计划，但很快因为十二个新议员的产生改变了结果。这是我们历史上记载的唯一一个违反宪法、破坏王室特权的例子。迄今为止，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仍没有从忧虑中走出。他并没有感激大众。现在，因侵吞公款而遭到指控后，他因不光彩的行为被解除了职务，然后，被迫作为流亡者离开自己曾经服务的国家，最终获得解救。英格兰的对手可能会认为这些大臣是自己可靠的朋友[5]。
乌得勒支
布列塔尼公爵路易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联盟国军队在乌得勒支召开会议。很快，联盟国军队内部的分歧远超自己与对手的分歧。当英格兰提出最新签订的初步条款时，奥地利声称那些关于格特鲁登堡的条款属于自己，而法兰西抓住一切机会挑拨离间，唤醒了奥地利沉睡的嫉妒。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将迅速终结，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会是相对和平的，不会有意想不到的障碍。几个月后，法王路易十四的长子勃艮第公爵路易和长孙布列塔尼公爵路易都得了罕见的怪病，离奇逝世。因此，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法兰西王位之间，除了安茹公爵，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五，再没有别的障碍了。那时，安茹公爵还是个不到两岁的体弱多病的孩子。这样一来，法兰西和西班牙王室联合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因此，杜绝这件事的发生变得非常重要，这似乎被最新的初步条款证实。无论英格兰大臣们如何胆大妄为，也不敢完全忽视它。因此，据基本条款第二条，戈尔捷从伦敦被派往凡尔赛，要求法王路易十四正式公开宣布放弃与西班牙王室联合，不过，法王路易十四的回答让人非常不满意。他宣称，法兰西王位继承的正常程序是要遵循神权和基本法的，是不能下令废除或改变的。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一种纯粹的、空洞的错觉[6]。这些条款违背了联盟国之间已经形成的公平、合理的原则。这时，卡斯蒂尔人很可能会欣然接受一个奥地利或萨伏伊的亲王。尽管他们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做出了牺牲，但并非真的亲近他。
牛津伯爵和莫蒂默伯爵罗伯特·哈利和同僚们，没有把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从西班牙赶走的希望，并决心不放弃和平带来的好处。现在，他们制订了一个新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应臣服于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对这个提议，法王路易十四并不愿意接受。和预想的一样，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迅速且强烈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因此，为了自身的安全，英格兰的大臣们不得不重新宣布支持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放弃王权，并认为让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放弃王权只是毫无价值的形式。然而，在乌得勒支会议暂停、英格兰向西属尼德兰派遣增援部队和有其他显露决心的迹象后，即使放弃王权只是表面工作，也很难征得法王路易十四和孙子的同意。然后，法王路易十四屈服了，以自己的名义宣布退出，并承诺如果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不同意，自己会在英格兰安妮女王的许可范围内，通过任何手段让他同意，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强制执行[7]。对法王路易十四和国外的支持者大声的、愤慨的抗议，格特鲁登堡的联盟国军队做了回应——只考虑自身利益会让人变得言行不一。
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的大臣们不再拖延时间，也不再掩饰自己背叛了联盟国。作为警戒要塞的敦刻尔克被他们放弃了。根据与法兰西的公开停战协议，奥蒙德公爵詹姆斯·巴特勒被任命为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的继任者。他从一开始就收到了来自英格兰的限制行动的密令。如今，根据与法兰西签订的停战协议，英格兰政府指示奥蒙德公爵詹姆斯·巴特勒的部队从西属尼德兰撤离。这很快就产生了毁灭性结果。坚守在西属尼德兰的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弗朗索瓦-欧根的部队人数不多，根本不是法军的对手。1711年7月24日，在德南与克劳德·路易·赫克托·德·维拉尔元帅的局部会战中，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弗朗索瓦-欧根打了败仗。这使他损失了四千多个士兵，并目睹在没有防范措施的情况下，杜艾、勒凯努瓦和布尚被接连夺回。
德南战役
就在奥蒙德公爵詹姆斯·巴特勒奉命离开佛兰德斯战场的同时，英军接到命令，从加泰罗尼亚出发去增援。同1710年一样，驻守在弗兰德斯的军队几乎完全不活跃。对任何重要行动来说，施塔勒姆贝格伯爵吉多·瓦尔德·罗杰指挥的部队规模太小，无法执行任何重要的行动，只能对赫罗纳进行长期而无效的封锁。至于西班牙人，不仅期望迅速实现和平，还在战争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的将领旺多姆公爵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平。出于对饮食的狂热，旺多姆公爵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平去了海边的一个小镇——比纳罗斯，并沉迷比纳罗斯的海鱼。不过，1712年6月，因为吃了过量钟爱的食物，旺多姆公爵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平去世了[8]。他的葬礼非常隆重，可以和英雄的葬礼相媲美。他的遗体被送到埃斯库里亚尔的万神殿。王子通常是要入土安葬的。但现在旺多姆公爵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平就躺在那里，和那些自己曾经成功地保卫了他们的君主政体的人并排躺在一起。
要求英格兰军队撤离的指示曾在加泰罗尼亚人中引起极大的、普遍的愤慨。加泰罗尼亚人强烈抱怨英格兰的自私政策。英格兰先是煽动了内战，而后又对战争冷眼旁观。事实上，在公众强烈抗议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王后伊丽莎白·克里斯汀认为有必要协助英格兰军队离境。她派出四个有影响力的高级指挥官，帮他们顺利撤离。英格兰人也被勇敢的加泰罗尼亚人的悲伤感动，但要求自己撤离的命令是强制性的。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首次登陆的地方短暂停留后，英军登上了一艘英格兰舰艇，然后驶向马洪港[9]。就这样，在这场战争中，英军最终离开了西班牙。
期间，法兰西和英格兰内阁之间的谈判遇到了新问题。英格兰方面希望把西西里岛奖励给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并赐给他国王头衔，以报答他为联盟国提供的帮助。作为防止法兰西和西班牙王室联合的又一项措施，英格兰坚持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放弃法兰西王位时，应承认他在西班牙的王权。这不是因为弟弟贝里公爵查尔斯的家族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叔叔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的家族的问题，而是因为萨沃伊家族的问题。对法王路易十四来说，他急于确保西西里岛的安全，以作为对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伊曼纽尔的补偿。一旦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伊曼纽尔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和平相处，就将会影响法王路易十四在一部分世袭地的统治权。他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导致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动身前往巴黎以获得必要的让步。法王路易十四过于谨慎，不愿放弃有利的和平局面，他不想放弃一丁点儿好处。此外，他还考虑到英格兰安妮女王的身体每况愈下，英格兰安妮女王的大臣任期也不确定，因此，很快就同意西班牙将西西里交给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的休战再延长四个月；乌得勒支会议应恢复召开；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应立即做出放弃法兰西王位继承权的承诺。为了见证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放弃法兰西王位继承权，并赋予这一时刻以重要性和严肃性，莱克星顿男爵罗伯特·萨顿被派往马德里。1712年11月5日，在马德里，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在法庭和会议上签字并宣誓放弃法兰西王位继承权，然后开始主持自己为明确目的而召开的会议。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演讲中，他夸大了自己在法兰西为西班牙的和平与繁荣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来自布尔戈斯的一位代表代表西班牙人民向他表示感谢。可以看出，为这个目的召集的会议并不能合法地审议或决定任何其他问题，事实上，它只是宣布王室法令的会议。会议批准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放弃法兰西王位的请求，并通过了法案，同时对外宣布，因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个人问题及之前的失败，所以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将由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获得[10]。
罗伯特·萨顿
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还想通过这个议会废除古代西班牙男性和女性都可以继承王位的规定。根据自己的经历，他决定要确立《萨利安法》——男性亲属在王位继承上享有优先权，男性旁系亲属也比女性直系亲属在继承权方面更占优势，这个想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选择一个出生在西班牙的王子来继承王位，而不是选择一个公主的外国丈夫。不过，这项法令不受西班牙人欢迎。在过去所有的回忆中，古老的法律都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它已经形成了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联盟，已经给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冠冕的权力。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被指责试图在攀登的阶梯上坐享其成。尽管卡斯蒂尔议会只是按王室意愿行事的机构，但当在议会上提出这个创新的提议时，议委们大胆地表达了公众的感受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考虑到西班牙那时的状况，这一行为受到了极大的赞赏。但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下令即刻将该决议烧毁。为了更好地遵循自己的意见，他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意见中签字并盖章。这种权宜之计是有效的。那些勇敢的人，变成了缩头乌龟。大臣们展示出了在专制君主统治下的顾问的真实形象。他们不敢说话，唯恐自己的话会使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不快，而他们也不敢什么也不说，以免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认为自己总是因不高兴而沉默。被迫的默许体现在这项王室法令中，并得到了议会的批准。直到1830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才将这项法令废止。
什鲁斯伯里公爵查尔斯·塔尔博特
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放弃法兰西王位继承权在巴黎举行的庄严会议上被记录下来。什鲁斯伯里公爵查尔斯·塔尔博特作为英格兰使者出席了会议。同时，法王路易十四撤销了自己以前颁布的保留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法兰西王位继承权的文件。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和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也放弃了西班牙的继承权。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没有像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那样，通过宣誓确认自己放弃继承权。英格兰内阁虽然发现有遗漏，但出于友好，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进行抱怨[11]。一方面，英格兰内阁不顾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从加泰罗尼亚人的权利或者地方权利来看，英格兰内阁也忽略了国家荣誉。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指挥期间，英格兰安妮女王曾多次承诺保留这些特权。因此，加泰罗尼亚人开始策划起义。然而，在和平谈判中，我们发现英格兰全权代表只规定了大赦，也就是个人赦免，而未规定政治权利。后来，莱克星顿男爵罗伯特·萨顿给出的一些微弱的谏言，这被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形式上的改变，为的是要保全莱克星顿男爵罗伯特·萨顿的面子。他对莱克星顿男爵罗伯特·萨顿说：“和平对你我来说同样重要，你不会为了一件小事打破它吧！”事实上，我们发现那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采用自己惯用的诡辩手段，在一份私信中写道：“保证加泰罗尼亚人的自由并不符合英格兰的利益！”[12]
同时，谈判一直在乌得勒支进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对英格兰的行为感到愤慨，拒绝接受条约中的任何条款，也不放弃对西班牙的企图，并决心继续与法王路易十四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进行战斗。他说服神圣罗马帝国各州支持自己发动另一次战役。但荷兰人因为津贴的压力疲惫不堪，唯恐英格兰与别国单独缔结和平条约，留下自己被法兰西打压。无论多么不情愿，荷兰认为最好还是把利益托付给英格兰。在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牛津伯爵和莫蒂默伯爵罗伯特·哈利等政治家的执掌下，法兰西的利益肯定会占上风。商业上的优势从细节上被巧妙地打败了，而且上届英格兰政府同意修建的西属尼德兰的屏障逐渐缩小。为了保持与荷兰的关系，法王路易十四拒绝了利埃尔、尼厄波尔和哈勒这几个对荷兰来说特别重要的城镇，并收复了莫伯日、艾尔、贝蒂讷、圣维南及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最自豪的战利品——佛兰德斯的核心里尔。1713年4月11日，法兰西与联盟国中除神圣罗马帝国外的国家签订了《乌得勒支和约》。尽管合约的一些细节不在我谈论的西班牙话题内，也并没有让英格兰满意，但对地区和平来说已足够了。随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被承认为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国王。他的全权代表奥苏纳公爵和蒙特莱昂侯爵被议会接纳，并与英格兰和萨伏伊缔结了条约。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被荷兰和葡萄牙的认可延迟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于尔森公爵夫人玛丽·安妮·德·拉·特雷莫的自私顽固，想争取荷兰的独立主权。不过，因为主要条款已敲定，把所有的条款和条约的几个规定放在一起考虑，将会更加方便。无须我多说，《乌得勒支和约》是以永久普遍的和平、真诚稳定的友谊和相互宽恕伤害的承诺为出发点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的规定与最近在伦敦签署的初步条款一致，与荷兰有关的条款被去除了，以前面提到的方式削弱了他们承诺的在西属尼德兰的屏障。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再次宣布放弃继承法兰西王位，并宣布考虑到自身问题还未解决，因此，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同时，他还把西西里岛割让给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并封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为王。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立即接受了这个新统治权。直到1720年，他用这个统治权交换他的后裔对撒丁岛的统治权。对英格兰人来说，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割让直布罗陀、米诺卡及阿西恩托长达三十年。他承诺恢复英格兰人的贸易特权，让他们享有前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在位时同样的特权，并承认英格兰安妮女王和汉诺威众议院的新教继承权。他决不让任何国家，尤其是法兰西人，夺取美洲的任何领土。葡萄牙人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以前一样，没什么改变。但在南美洲，萨克拉门托成了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大家一致同意，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应把西属尼德兰、那不勒斯、米兰公国和撒丁岛割让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最终，在英格兰安妮女王的调解下，给予加泰罗尼亚人大赦，并让他们同卡斯蒂尔的臣民享受同样的权利。
这就是《乌得勒支和约》的实质。它一直被认为是英格兰光辉历史上的污点。英格兰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曾说，这是“上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耻辱”[13]。然而，我们可以认为，虽然战争的荣耀属于全体人民，但布伦海姆战役和拉米伊战役的胜利归功于英格兰人，正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英勇品质才赢得了胜利。伟大成就带来的和平的耻辱，只应归咎于英格兰的一小部分人。这都归咎于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他是个天才，才能出众。然而，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哲学上，他都是邪恶的。
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
对法兰西和西班牙来说，乌得勒支的和平对西班牙是最不利的，对法兰西来说也并不光彩。两国卷入了同一件事并成了同盟。然而，虽然法兰西一些边境城镇和小地方没有丢失，但西班牙在欧洲的领土被剥夺了一半，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然而，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条款还未最终缔结，西班牙人民还不知道领土被割让，而且国内外的战役使西班牙人民相当疲惫。因此，当第一个和平的消息传来时，人民还在热烈欢呼。西班牙与英格兰达成和平关系，乡村小镇的人们十分高兴。他们大声喊着“与英国的和平，与世界的战争”。这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遗愿。从此，这在西班牙成了众所周知的话。
然而，在西班牙的一个省份——加泰罗尼亚，和平的消息远没有带来欢乐，而是激起了悲伤、愤慨和绝望。命途多舛的加泰罗尼亚人发现自己被英格兰和荷兰抛弃，被交到了卡斯蒂尔人的复仇之手中。同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无法在每处都发动一次激烈的战争，决定在莱茵河上集中全部力量。基于这个情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认为有必要缔结一项条约，使意大利保持中立并撤离加泰罗尼亚和巴利阿里群岛。这份条约是在乌得勒支正式和平前签署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决定撤回自己的部队，不再援助加泰罗尼亚人，并在休战开始时，觉得应向在塔拉戈纳或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人投降。同时，他关于宽恕和保护加泰罗尼亚人的请求并未失效。在条约中，他得到了法兰西和英格兰庄严的承诺，并在随后的和平中斡旋以维护加泰罗尼亚古老的体制，同时从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那里获得大赦。在任何情况下，他不太可能因为一次放弃而备受责备，无论这种放弃是苛刻的还是残忍的，都不是他希望的，而是现实的必然强加于他的。不过，很难设想有比曾经忠诚于自己君主的勇敢民众，尽心履行公共职责，但却因敌人的无情而牺牲更悲哀的事。
1713年3月19日，当条约执行的时刻真正到来时，加泰罗尼亚人看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后伊丽莎白·克里斯汀、王室成员及第一批军队离开了小岛，永远地放弃了他们。他们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和怨恨，一些人在大声抱怨，也有人在沉默中表现出愤怒。英格兰中队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后伊丽莎白·克里斯汀和军队护送至热那亚后，又返回原地护送其他人。在这段时间里，指挥官施塔勒姆贝格伯爵吉多·瓦尔德·罗杰希望能通过演讲平息民众的愤慨，防止他们对自己和士兵发动攻击。他主动提出协助巴塞罗那的防守，并使自己的计划与首领的计划一致，这使首领们非常高兴。通过这样残忍的计谋，他的士兵可以悄悄地离开各自的岗位，集结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不受任何阻挠地离开。加泰罗尼亚人就这样毫无防备地被抛弃了。不过，他们并不惊讶，他们以一种理应得到更好命运的英雄主义，决心拒绝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特赦，除非他们的古老的体制得到恢复。《乌得勒支和约》中的条款规定，加泰罗尼亚人应享有与卡斯蒂尔人相同的权利。实际上，这是在宣布废除加泰罗尼亚人的一些权利，而他们只重视是否与卡斯蒂尔人享受同等权利。在长期的暴政和频繁的叛乱中，他们自然产生了对其他西班牙人强烈仇恨的情绪。从此，即使在一个世纪里国家和平，也不足以消除他们根深蒂固的仇恨。即使在独立战争中，加泰罗尼亚人和西班牙同胞们也没有一起抵抗外敌。甚至在现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情绪仍存在。一个成就卓越的英格兰旅行者最近发现，加泰罗尼亚人中造反的士兵不用西班牙人的名字，国民军队也不用西班牙名，这样一来，可以与当地的加泰罗尼亚居民区别开。毫无疑问，当加泰罗尼亚人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抛弃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本可以通过维护他们古老的体制来消除他们的敌意。结果恰恰相反，他迫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想消除因抛弃了加泰罗尼亚人带来的种种不便，并采取合乎常理但又致命的行动——为了镇压叛乱惩罚反叛分子。1710年，卡斯蒂尔人民就想为自己遭遇的危险和恐慌向加泰罗尼亚人报仇。产生恐惧时，就产生了仇恨，就算没有了恐惧，仇恨仍持续存在！
《乌得勒支的和平》
现在，加泰罗尼亚人已经做好了顽强防守的准备，并被基督教盟友遗弃。他们绝望地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寻求援助。这种单独的谈判由他们在维也纳的使者组织进行。不过，他们发现，因为没有什么有利条件，政府部门不愿进行远征[14]。同时，由加泰罗尼亚代表组成的摄政委员会，又称为“代表团”，成立于巴塞罗那，在参与政事上展示了非凡的活力。安东尼奥·德·比利亚罗埃尔被任命为总指挥，其他主要领导是拉斐尔·内沃特、胡安·巴塞特、塞巴斯蒂安·达尔马和胡安·利纳斯。然而，在这些人心激动的时刻，历史学家很难区分自命不凡和不学无术。那些奔跑着、喊叫着、推搡着、忙碌着的人，虽然在真正成就事业的人的道路上只不过是些障碍和绊脚石，但常常被认为是认真做事的人。反对法兰西和西班牙两个君主政体的战争以加泰罗尼亚一个地区的名义爆发了。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为了履行条约向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屈服时，以拉斐尔·内沃特为首的一队勇敢的人秘密地进军夺取塔拉戈纳。虽然他们的企图被挫败了，不过，当他们发现大门已经被公民们关上时，他们提出双倍的报酬，再加上施塔勒姆贝格伯爵吉多·瓦尔德·罗杰的纵容，几乎让整个驻军和许多退伍士兵退出奥地利军队，并加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由四千人组成的优秀部队。此外，他们还在巴塞罗那安排了一支六千人的驻军，用这些兵力抵抗西班牙军队总指挥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他逐渐减少了加泰罗尼亚的前哨，最后包围了巴塞罗那，并开始封锁。为了抵抗燧枪兵，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派出表现积极的将士唐璜·德·泽里泽达、约瑟夫·巴列霍和费利西亚诺·布拉卡蒙特。在这场战争中，能经常听到这几个名字。唐璜·德·泽里泽达、约瑟夫·巴列霍和费利西亚诺·布拉卡蒙特成功地找到了行踪不定的军队。然而，他们的大部分人仍安全地驻扎在山里。山上崎岖不平，几乎无法进入，在那里，他们常出人意料地袭击防备不周或无人看守的阵地[15]。(www.xing528.com)
同时，发生在阿尔萨斯的战役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无力单独应付法兰西。即使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弗朗索瓦-欧根有超凡的军事才能，也不能阻止法兰西指挥官克劳德·路易·赫克托·德·维拉尔元帅夺取施皮雷、沃姆斯和凯泽斯劳滕。在最激烈的围攻后，克劳德·路易·赫克托·德·维拉尔元帅征服了朗多，并将胜利的号角从莱茵河吹向弗里堡。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傲慢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被迫屈服。和平会议首先在拉施塔特举行，然后在瑞士的巴登举行，在参与战斗的克劳德·路易·赫克托·德·维拉尔元帅和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弗朗索瓦-欧根的主持下进行。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对西班牙王位仍不死心，也不愿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分别与法兰西订立了条约。在尊重于尔森公爵夫人玛丽·安妮·德·拉·特雷莫的西属尼德兰主权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初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但至少影响到了整个林堡公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决定不再让重要的领土依附于法兰西和西班牙。法王路易十四对割让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他很快就被说服了，先表现出对于尔森公爵夫人玛丽·安妮·德·拉·特雷莫自命不凡的支持，然后又收了回来。条约规定，法兰西人应该保留朗多，但要把弗里堡、凯尔和老布里萨赫归还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并承认他拥有米兰、那不勒斯、撒丁岛和西属尼德兰。意大利的贵族会继续在自己的领土上，科洛涅和巴伐利亚的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伊曼纽尔恢复了自己的领地。因此，被卷入了受争议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人，只有这两个竞争者严阵以待。
巴登会议
法王路易十四允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请求，派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来协助镇压巴塞罗那。在几个月里，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一直未能在围困中取得进展。他的前线阵营在勇猛突围中受损严重，同时，遭受后方燧枪兵的袭击。很明显，如果没有法兰西的援助，就不可能占领巴塞罗那。因此，法王路易十四用自己的支持来加快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与荷兰的持续谈判，直至最终签署条约。他还准备派两万个士兵和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穿过比利牛斯山脉。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被阻止参军，他原本也不想参加，不久前，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的离世，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英格兰大臣的支持下，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法王路易十四十分自信。他们请求英格兰舰队一起封锁巴塞罗那。英格兰安妮女王曾多次承诺要维护加泰罗尼亚人的特权，但人们很难相信，她会采取任何措施推翻和废除加泰罗尼亚人的特权，然而，海军上将詹姆斯·威沙特麾下的一些船正是为这个目被派去的。海军上将詹姆斯·威沙特下令，开始限制对巴塞罗那和米诺卡地区的供应，让人们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以防他的骑兵连拒绝支持和协助一切为使加泰罗尼亚人服从而做出的努力”[16]。1714年4月3日，上议院代表加泰罗尼亚人民和自己承诺的特权，向英格兰安妮女王发表了一次演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邪恶的政策，或者至少是隐藏了这个政策。英格兰大臣们多少有些惊慌，让英格兰安妮女王在回信中表示她对这一事业的热情有增无减，并对海军上将詹姆斯·威沙特的指示做了一些修改。
詹姆斯·威沙特
在这段时间里，巴塞罗那代表团积极地筹备征兵和修缮工事。他们决心要一寸寸夺得巴塞罗那。每个房子都有子弹的痕迹，每条街道都布有壕沟。他们占领了港内的所有船，拿到了船上的货物，但悉数支付了应付的钱。巴塞罗那代表团的储备已经大大减少，只能靠缩减每日口粮和偶尔从意大利或米诺卡寄来的补给勉强生存，而这些补给经常被西班牙舰队截获。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很难坚持下来。巴塞罗那代表团把酒留给病人和伤员，他们已经没有用来煮饭的木柴了。在政府的命令下，他们拆了房子、拆了船来做饭，许多房子早已被炮火炸毁。对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来说，他渴望在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到来前，镇压巴塞罗那，为在八年前巴塞罗那带给自己夫人的侮辱报仇。1714年5月7日，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武装进攻，修建了战壕。1714年6月16日前，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的军队大概向巴塞罗那投掷了一万一千枚炸弹。巴塞罗那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变成了废墟，许多人不得不躲在沿江搭建的帐篷里。然而，没什么能影响巴塞罗那人英勇的精神，就算不谈他们行动的细枝末节，即使对手也承认他们有非凡的勇气。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的部队多次把巴塞罗那人赶出防御工事，使他们陷入混乱。要不是法兰西援军及时赶到，他们早就被彻底击溃了。在这些冲突中，巴塞罗那代表团的勋章由代表团颁发，一面刻有城市的武器，另一面刻有它的守护神圣欧拉利娅的雕像，作为奖赏授予勇敢者。对每一个等级、不同年龄或性别的士兵来说，这是鼓舞人心的。即使女性也纷纷参战，祭司和修道士们以同样的热情加入队伍，并像普通士兵一样在队伍中战斗。然而，这种普遍的热情，绝不是摆脱不了加泰罗尼亚人一贯表现出的那种狂热，即使是最坚强的人，在逆境中也很容易被这种狂热所动摇。虽然一些狂热者预言，巴塞罗那确实会经历巨大的苦难，但在最迫切需要援助时，应被大批天使解救。有些人幻想，围攻者的炸弹会奇迹般地在空中旋转，然后再返还给他们。另一些人则更不可原谅，他们为战争的浩劫和忠诚而勇敢的人口的减少而哀叹，敦促女教众把以任何方式补充不断减少的人数作为一项最神圣的职责。在这样的危机中，这是超越宗教和道德的！
可悲的是，因为人类的本性，即使是最辉煌和最英勇的成就，如加泰罗尼亚人为了自由而斗争，也会有黑暗的一面。加泰罗尼亚人也有残忍的一面，这一点无须隐瞒。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对参与防卫战争很兴奋，对惩罚叛徒而不是击退攻击者投入更大热情，他们更喜欢谋杀而不是战斗。在围攻期间，任何涉嫌通敌的人，或者甚至没有完全接受主流观念的人，要么被立即砍头，要么在军事审判后被处决。一个叫“良心法院”的简易法庭正是为这个目的成立的。它的法令由一个无赖的有纪律的匪徒强制执行，并以“杀人者”的名义来杀人。这个组织扩充到三百余人，对所有阶级都有威慑力。他们甚至被命令进入教堂。如果他们听到布道，认为任何一个传教士是“菲律宾人”——当时使用这个词，就当场射杀他。同情被认为是犯罪。而那些敢于为愤怒的受害民众求情的人，冒着与加泰罗尼亚人同甘共苦的巨大风险。不成功或不受欢迎的军官面临同样的危险。简而言之，巴塞罗那的防守在残忍和勇气上都与一百年后的萨拉戈萨极为相似。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责任应归咎于强制性维护纯粹民主政府。实际上，巴塞罗那与一个世纪后的萨拉戈萨都深陷围困，并频繁遭到袭击。除了北美洲，在统计尚不完善的前提下，人们还发现，从最初的历史记录到现在，每个民主社会的建立都少不了流血牺牲。鲜血就像建造高楼的水泥，没有水泥，高楼就会崩塌。
1714年5月，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和法兰西军队到来，西班牙人进行反击，再次突破封锁。波波利公爵雷斯塔伊诺·坎特尔摩-斯图亚特立即放弃指挥，回到马德里。法兰西和西班牙军队共有四万多人，拥有八十七门大炮、三十三门迫击炮，配备了充足的、适于围攻的枪支弹药。1714年7月12日，巴塞罗那修建了战壕，在经验丰富的法兰西指挥官的指导下，战斗取得进展。他们拼尽全力尝试在不同地方突围，但都被击退了。几个指挥官被俘，未经审判，就立即被绞死。1714年7月25日，法兰西炮兵接连受了神父的祝福后，在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指挥下开始进攻，并于1714年7月30日占领巴塞罗那。期间，加泰罗尼亚人不但没有得到英格兰人的同情或帮助，还收到了海军上将詹姆斯·威沙特发来的一封恐吓信，说他们扰乱了英格兰安妮女王的贸易往来，并想方设法夺走了他们几条船。巴塞罗那代表团辩解说这么做是迫不得已，还提到自己全额支付船上的货物，并承诺做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更为极端的是，英格兰向海军上将詹姆斯·威沙特的正义和同情表示敬意。海军上将詹姆斯·威沙特再次代表了英格兰的庄严约定，“七年以来，他们一致努力为英格兰服务，竭尽所能，无偿地提供军队和大笔金钱”。他也描述了加泰罗尼亚遭受的可怕破坏，“不分性别和年龄，无辜的人已经流了很多血”，还面临更大的灾难，因此，加泰罗尼亚人诚挚地请求海军上将詹姆斯·威沙特从中调停并不再出兵。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没有对海军上将詹姆斯·威沙特造成任何影响。为了使西班牙舰队力量不被削弱，进而继续封锁巴塞罗那，他从西印度群岛派了三艘船[17]。面对令人不齿的背叛和对人类援助的绝望，加泰罗尼亚人向众神呐喊，而英格兰安妮女王承诺保护他们的文件，被放置在大教堂的圣坛上。然而，在这场危机中，英格兰安妮女王去世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实际上，这让英格兰的行事方法有了彻底的改变。这确实令加泰罗尼亚人感到宽慰，不过，发生得太晚了。英格兰新国王乔治一世受派别困扰，还受国内的叛乱威胁。他不能再树敌，因此，以加泰罗尼亚人的名义向法兰西提出紧急申请。然而，这份申请被法兰西礼貌地拒绝了。
乔治一世
相对来说，巴塞罗那人不幸地遭到了燧枪兵的袭击。其中，波尔侯爵在山上聚集了多达一万二千人，意欲解救巴塞罗那，不过，被一支法兰西军队击溃，最终，军队成员四散而逃。1714年8月12日，圣克拉拉和波尔塔努瓦的两座堡垒被破开了更大的缺口，而且法兰西军队在下面埋好了地雷。在黎明前，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派了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摧毁它们。地雷爆炸后，法兰西人第一次占领了据点。不过，被围困的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埋了一面带着骷髅头的黑旗，带着愤怒重新回到了自己战斗的岗位，趁乱把法军赶到自己的阵线中。1714年8月13日20时，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重新发动袭击，以人数上的优势，再次成功地夺回两个堡垒。然而，1714年8月13日晚，加泰罗尼亚人发动了不少于四次的冲锋，意图压制住法军。1714年8月14日清晨，加泰罗尼亚人又发动了四次冲锋。最后，大约在中午，加泰罗尼亚人进行了第九次冲锋。冲锋势头之猛、持续时间之久，都非前面八次冲锋可比。最绝望的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到战争中。然而，尽管法兰西人具备了非凡的勇气和作战能力，但再次被迫投降，同时牺牲了一千余人。勇敢的加泰罗尼亚人在破碎城墙的顶端赢得了胜利。
失败和造成的沉重损失使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决定不再发动新一轮攻击，而仅想去完成更安全但更耗时的任务——用大炮猛攻城墙，并用炸药攻击加泰罗尼亚人。最后，城墙破开了几个人足以进入的大缺口。因此，按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说法，军队可以快速攻入城中。无论从哪种军事观点出发，巴塞罗那都已在他的掌控中。然而，经验告诉他，群众高涨的情绪要比军队作战能力更有力。为了避免被围困，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部队，他派一个人提出投降。即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巴塞罗那代表团也拒绝处理，除非他们的自由得到保障。“这些人真固执，”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说，“更令人惊讶的是，巴塞罗那有七处地方被破坏严重，根本没有修复的可能。而且巴塞罗那代表团成员的生活用品总归会用完。加泰罗尼亚人试图把所有的妇女从城里赶出去，但我拒绝让妇女们接近，甚至下令让军队开枪！”
最后，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他所有的提议都被拒绝了。他下令在1714年9月11日拂晓发动全面进攻。总攻以五十个连队的掷弹兵投掷炸弹为开端，还有四十多支部队支援。法兰西军队进攻黎凡特堡垒，西班牙军队进攻波尔塔努瓦和圣克拉拉。一位当代作家用炽热的语言描述了所有加泰罗尼亚人反抗时的勇气及遭军队屠杀时的恐怖。随后，大雨淋湿了弹药，因此，双方无法使用炸弹。不过，一门装着霰弹的大炮，立刻扫荡了整个队伍，进攻者一步也没有走，就死了几百人。即使法兰西军队和西班牙军队已经占领了有争议的堡垒和所有的城墙，冲突似乎才刚刚开始。每条街都布满了壕沟，每扇窗户、每堵墙上都遍布枪眼。然而，凭借数量优势和勇气，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军队克服了所有障碍，扫除路障，填平沟渠，并向四处推进。没有人同情加泰罗尼亚人，也没有人去问他们，最后，加泰罗尼亚人被赶到广场。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认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因此，驱散人群并开始掠夺。然而，加泰罗尼亚人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机会，激发出不可征服的勇气，重新控制住了局面，让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陷入混乱，并将他们赶回各个方向的突袭缺口。军官们的努力使加泰罗尼亚人振奋起来，战斗肆虐，加泰罗尼亚人怒火中烧。加泰罗尼亚人将火力主要集中在圣佩德罗的堡垒，在一天内，双方反复争夺这个据点达十一次。瓦垄军团中的一支军队伤亡最严重，最后，因为上级军官都阵亡了，所以由一个掌旗官指挥作战，妇女和牧师是军队的主要作战力量。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相同的事情——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会这样顽固抵抗。能与它比肩的，我们只能从英雄人物的祖先或后裔发生的事中找寻。我们只能回顾在努曼提亚和萨贡托发生的事，或展望在萨拉戈萨和赫罗纳发生的历史事件。
现在，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向炮兵突击队增兵，而加泰罗尼亚人的大炮再次对向他。在这场危机中，安东尼奥·德·比利亚罗埃尔再次不顾一切地冲锋陷阵，摔了一跤，受了重伤。加泰罗尼亚人对此感到沮丧。经过十二个小时不断的战斗，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开始在接连不断的进攻部队面前退却。妇女们向修道院逃去寻求庇护。但所有人都没有屈尊请求法兰西人的宽恕。法兰西人决定，无论男女，一律格杀勿论。市政厅挂上白旗。因此，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命士兵停止屠杀，并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听到安东尼奥·德·比利亚罗埃尔发出投降的信号。士兵们暂停屠杀，但不知从哪儿传出一个声音突然喊“冲啊，杀啊”，再次激起对战双方的愤怒，街道再次血流成河。过了一段时间，夜幕降临，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再次下令停止屠杀。同时，一些加泰罗尼亚代表与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进行谈判。不过，即便是这样，加泰罗尼亚代表们仍要求保持加泰罗尼亚的古代特权，这是他们投降的条件。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带着轻蔑的微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希望加泰罗尼亚代表们告诉他们的战友，如果在黎明前，他们仍没投降，那么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屠杀。可怕的夜晚到来，加泰罗尼亚人仍从房子里向外放枪。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转移了死伤的士兵，命部队严阵以待，并准备将加泰罗尼亚夷为平地。天亮后，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发现加泰罗尼亚人仍坚持抵抗。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给了他们六个小时的思考时间，发现他们仍顽固不化、拒绝投降，因此，决心把加泰罗尼亚人和他们的城市一起摧毁。萌生了这种想法后，他命部下点着了房子。看到房屋燃起了火焰，加泰罗尼亚人意识到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意图，再次举起白旗。随后，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命人把火扑灭，而加泰罗尼亚人应立即投降。投降的不仅包括巴塞罗那和蒙魁奇，还包括在山中的卡多纳城堡。
至此，这场值得纪念的围困战才算结束。按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声明，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在此损失不下一万人。加泰罗尼亚人虽然只损失了六千人，但占的比例要大得多。经过这场极其惨烈的战争，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宫廷里的几个大臣建议把加泰罗尼亚夷为平地，并竖上一个带有惩罚意义的纪念碑。不过，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是一个严谨的人，完全地遵守了加泰罗尼亚人在投降时附加的条件。他曾许诺只围困他们，不杀他们，不过，他没有允诺赐他们自由。因此，他将拉斐尔·内沃特、安东尼奥·德·比利亚罗埃尔等二十多位主要反抗首领监禁在阿利坎特的城堡里，而阿尔瓦拉辛主教罗德里戈·马林·鲁维奥及另外的两百个牧师被驱逐到意大利。所有加泰罗尼亚贵族以下的人都被要求交出武器。加泰罗尼亚的自由体制被废除，卡斯蒂尔的法律在加泰罗尼亚实施。加泰罗尼亚的军旗被公开烧毁。塞尔克拉斯亲王阿尔贝托·奥克塔维奥·切克莱斯·德·蒂利被任命为新的首领。
随着蒙魁奇、卡多纳和米诺卡岛的投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也结束了。事实上，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间的敌对状态又持续了六年之久，但不再是领土或西班牙君主制的斗争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人格是值得尊敬的。最后，他对不幸的加泰罗尼亚人表达了最诚挚的同情，认为自己是让无辜的人们家园被毁的原因。因为缺乏海军实力，所以不得不让加泰罗尼亚人民独自奋战。在巴塞罗那投降的前三天，他亲自给詹姆斯·斯坦厄普写了一封信，对自己造成的灾难但没有能力缓解他们的不幸而深表痛悔。陈述了他的想法后，他在这封信中继续写道：“虽然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但我相信你和朋友会同情我可怜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忠诚、坚定和不幸。他们对我的依恋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什么困难、危险或诱惑可以动摇他们的慷慨忠诚。这震撼着我的心。我让你来判断，你是最能判断的人，我是否有能力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帮助他们。相反，我的努力只会加剧他们的毁灭。我对你和朋友们十分信赖。你肯定能想象到加泰罗尼亚人被你的同胞的邪恶思想侵犯的可怕状态，而这是与最庄严的约定相违背的。”
约瑟夫·波拿巴
在总结这场了不起的战争时，我只想用一个可能会引起读者兴趣的言论来总结。我从最有力的角度展示了法兰西人与西班牙人的对比，还有法兰西和西班牙首都的重要性。巴黎是法兰西的一切，而马德里对西班牙来说意义较小。经验表明，任何外国侵略者试图进入巴黎，都会遭到最激烈的反抗。入侵者必须冲破英勇军队的抵抗。不过，入侵者一旦成功占领巴黎，所有抵抗立即停止。巴黎的任何新政府都将法律交由服从入侵者的机构负责。同样，在国内战争中，统治者如果可以掌控巴黎，就可以赢得欢呼，卸下对手的武器，能得到法兰西的承认和服从。任何统治者，如果没有发现法兰西政府的真正秘密，并藐视巴黎，即使是为了地方的利益，也必将一无所获。在法兰西人民及巴黎平民看来，这么多杰出的、有思想的、有宗教信仰的同胞盲目服从一个轻浮的、没有原则的市镇暴民的命令是种堕落，而且再没有比这种堕落更彻底的了。在西班牙，这一情况恰恰相反。无论之前的王位继承战争，还是在现在，侵略者就算占领了主要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无论侵略是出于异国入侵还是本国党派竞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曾两次挺进马德里，约瑟夫·波拿巴曾三次向马德里挺进。他们都明白，占领卡斯蒂尔的首都是一回事，征服卡斯蒂尔人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在法兰西，什么时候征服首都，什么时候就结束。而在西班牙，这都不能算是胜利的开始。因此，就算拥有所有不利条件——缺乏战斗力的军队、平庸的将军、不完善的法律和无能的政府，西班牙人仍保持并将继续保持独立。
【注释】
[1]《托西侯爵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回忆录》，第3卷，第21页。——原注
[2]《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信》，1798年版，第2卷，第90页。普赖尔从巴黎给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信非常机密又有趣。他在信中用了一个可笑的签名——“常年记忆混乱的动物”。这个签名有几分正义感，也带着几分开玩笑的意味。——原注
[3]《托西侯爵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回忆录》，第3卷，第258页与《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第4卷，第249页的比较。——原注
[4]马修·廷德尔：《历史》，第384页。《圣费利佩评论》，第1卷，第73页与《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第4卷，第280页比较。——原注
[5]事实上，英格兰安妮女王不再被视为敌人，而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谨慎的、可靠的朋友。你可以毫不畏惧地向她敞开心扉。（《托西侯爵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回忆录》，第2卷，第125页）这时，人们提到了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弗朗索瓦-欧根的一句得体且机智的反驳。某天，他与莫蒂默伯爵罗伯特·哈利共进晚餐。除了其他赞美，牛津的财务官还称他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军队指挥家”。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弗朗索瓦-欧根回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要感谢您。”他指的是莫蒂默伯爵罗伯特·哈利刚使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蒙羞，使他不能参加军事行动。（马修·廷德尔：《历史》，第5卷，第446页）——原注
[6]《托西侯爵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回忆录》，第3卷，第180页。《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信》，1798年版，第1卷，第436页。——原注
[7]《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信》，1798年版，第1卷，第470页。——原注
[8]《圣西蒙公爵路易·德·鲁夫罗伊回忆录》，1829年版，第10卷，第315页。——原注
[9]马修·廷德尔：《历史》，第6卷，第29页。——原注
[10]《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第385页。1712年11月6日，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给曼特农侯爵夫人弗朗索瓦兹·多比涅的信。《圣费利佩评论》，第2卷，第88页。——原注
[11]《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信》，1798年版，第2卷，第312页。——原注
[12]马修·廷德尔：《历史》，第6卷，第257页。在保密委员会的报告中代表的加泰罗尼亚人的情况。——原注
[13]威廉·考克斯：《波旁王朝》，第4卷，第190页。给本杰明基恩爵士的信，1757年8月23日。阿尔加罗蒂伯爵曾经这样评价过英格兰人：他们打起仗来像狮子一样威风，而和平时像羔羊一样温顺。——原注
[14]《圣费利佩评论》，第2卷，第92页。——原注
[15]马修·廷德尔：《历史》，第6卷，第252页到第267页。为保卫巴塞罗那，我们可以参考两个有趣的事：第一个是在保密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加泰罗尼亚的情况”，第二个是“加泰罗尼亚革命历史记录”。——原注
[16]马修·廷德尔：《历史》，第6卷，第262页。《圣费利佩评论》，第2卷，第106页。——原注
[17]马修·廷德尔：《历史》，第6卷，第266页、第30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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