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实践的研究方案

J.D.Miller（1998）对公民科学素质测定的结构进行了描述，强调测定应注重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并对美国、丹麦等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陈发俊（2009）在分析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Miller法体系的通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依据中国国情确立公民科学素质基准，测评公民科学素质应强调“功用性科学素质”，提高公民的科学意识比增加他们的科学知识更重要。李大光（2009）通过回顾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研究的历程，认为我国科学素质概念形成的过程是建立在被动弥补的基础上，而不像西方国家是基于主动参与提升的，这也就决定了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不能很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金勇进（2011）较为系统地指出了现行三维度评价法的缺陷，提出了改进方法，将科学素质的测算比例改为科学素质综合得分，划分了较为灵活的层次，赋予不同难度的权重等。滕明雨（2012）认为，构建不同人群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时，应强调测评对象的异质性，指标体系应兼顾科学素质的共性要求与特定人群的个性特征。任磊（2013）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抽取公民对科技的兴趣度、参与度和科技信息来源等因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构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及其影响因素模型，并进行模型的信度、效度检验，定量分析了教育、大众媒体、科普场馆和设施等因素对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影响。通过与美国学者构建的相应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不同社会语境公民科学素质的影响因素特点，提出有效提高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模式和途径。

刘永泉（2016）认为，在量表和调查问卷制作方面，我国学者一直坚持借鉴国外成熟调查问卷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在问卷的编制方面也考虑了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但调查问卷的本土化又导致了国内不同区域调查问卷的不一致，不利于国内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的横向和纵向对比。高宏斌（2016）认为，基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标准在新技术条件下和社会发展新阶段应不断丰富其内涵和外延。何薇（2019）认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从跟跑、并跑、领跑的三个主要阶段，依据中国科普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全民科学素质学习大纲》开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试题库，在进行了大量论证和实验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基于“知识”和“能力”两个层面六个维度的测评体系。(www.xing528.com)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Miller法体系之后，随着《科学素质纲要》的实施和持续的中国化实践，测评指标体系和测评内容经过不断改进和创新，目前已发展和完善成为基于“知识”和“能力”两个层面六个维度的测评体系。经过近年来持续的测试，这套测评体系具备良好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既能很好地反映各地区公民科学素质的发展状况和不同的人群特征，也能够精准地反映各地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稳步提升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