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研究现代中国国情的开拓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区别了科学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的不是确立未来社会的方案，也不只是未来社会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因此，正确认识现实的社会，即国情，便构成社会变革的重要部分。近代中国的全部变革，反映在思想文化上也是对中国国情的考察。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章太炎开始，许多人都注意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国情。

辛亥革命以后，千变万化的政局，也使认识中国国情的重任更突出地提出来了。而到“五四”前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开始突破先前的认识水平，深化到许多重要的基本问题：对中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状况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方式及其影响等问题也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早李汉俊于1920年在《星期评论》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比较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官、兵、绅结合在一起等一系列的特点。与此同时，由于对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研究，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看法开始脱离笼统地把中国看成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观念。陈独秀首先提出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宗法式和半宗法式的国家，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总的说来，认识水平仍相当肤浅，例如反社会主义者张东荪等人依据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理由，提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主张，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缺乏深刻有力的批判。

“中国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对社会现象向来是漠然的，现在突然间要他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从没有这一层经验习惯，一下子就慌乱了。从不知道科学方法，仅有热烈的主观的愿望，不会设问，问及社会问题之人，置于社会现象之前，难怪他眼花缭乱。”[14]瞿秋白的分析是中肯的，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怎样认识中国的国情大多缺乏理论武器，而李大钊、陈独秀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研究甚少。因此，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中国以后，便承担了认识中国国情的任务。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谈道：“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以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15]。这一概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围绕着当时集中争论的四个问题—— 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特点。二，农民运动的性质。三，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和特点。四，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和特点——瞿秋白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秋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他一再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以保证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永不相离。同时呼吁研究中国的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16]。实际的、系统研究中国国情的工作，区分资产阶级的不同层次，客观分析中国的农民问题，都是从瞿秋白开始的。

瞿秋白首先指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很突出的反映是帝国主义侵略史。他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来观察中国社会，揭示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步骤和各种方式。他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初期，是用暴力占据中国领土，目的在于销售货物，搜括原料。这种侵略，其势力不得不日益开发中国的国内市场”[17]，到19世纪末，“其侵略方式已是列强争相以外交手段占据‘势力范围’”[18]。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已由沿海渐入内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蒙受更大的灾难，巨额的赔款，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通过外债等方式渗入中国的经济生活。而庚子赔款更将中国经济拉入入不敷出的深渊，清政府也成为靠借外债而苟延残喘的傀儡政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由于西方疲于战争，国内工人运动形成高潮，帝国主义为了转嫁矛盾，故全力经营殖民地，于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激化起来。

而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过程和特点，也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成为帝国主义共有的“国际殖民地”，即“半殖民地”。“所谓国际殖民地的意思，便是说中国没有成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直接统治地，而是列强互相争夺的对象，这中间包含着充分的帝国主义列强互争冲突的因素。”[19]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百般掠夺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部分，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有许多特出之处。(www.xing528.com)

瞿秋白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旧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的宗法社会之束缚”，这样“原本是封建宗法的半自然经济的中国，便日渐进于资本主义的新式社会”[20]。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这里，瞿秋白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首次提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区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部分。

瞿秋白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力的，它的形成是中国大商人和大地主大官僚的买办化过程。官僚买办阶级，就是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之化身，“它的发展由于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而非本国经济生活的需要，因此便形成了军事工业先于民用工业，国家资本压抑民族资本，交通资本伏于工业资本的三个特点，这样畸形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尽管能破坏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但又造成了官僚军阀割据局面的基础，而官僚买办也渐渐成为“代理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的经济高权或政权的人”[21]。

民族资本最初是从商人和商业化的地主土豪中产生的，是商业逐渐渗入工业的缓慢过程。因此，在瞿秋白看来，民族资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副产品，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侵略刺激作用下兴起的。由于这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迅速发展，经济上的幼稚、实力上的软弱皆不可避免。一句话，中国的民族资本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经济上的结果，是造成了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区分和半封建半农奴的制度，那么，在政治上又有何反映呢？瞿秋白进一步论述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中国现代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特性便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成反动的政治同盟。

瞿秋白深刻地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西欧初发展的时候正是封建制度的劲敌，然侵略国外弱小民族之际，却往往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22]其结果是造成了“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为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辄，赂买，威胁”[23]。实际上，近代中国，各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也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而各派军阀也成为“帝国主义间间接统治中国的制度”。这是封建闭塞的分散的自然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必然产物，由此，也造成了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统一四海的局面更难实现，各派军阀于是更不得不求新式军师（政客议员）来敷衍政局，维持均势——国会、宪法、联省、自治，无一不是缓冲的必需品。由此可见，古时群寇争王的战场，还大半在所谓‘农业社会’的环境里；独有现时群寇争王的战场，却已经陷入帝国主义的新环境。”[24]这样，清晰地勾划出从清政府到袁世凯、曹锟和段祺瑞的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基本关系，进一步揭露了“国会”“宪法”，以及所谓“共和政体”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通过对近代中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剖析，系统地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瞿秋白比较客观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他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勾画出中国封建制度和经济生活的变化，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和军阀统治的祸害与实质。因此，可以说，瞿秋白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系统剖析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国情的第一人。这些论述，为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以及客观进行中国各阶级的分析都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这也从根本上奠定了瞿秋白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