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史观解析东西方文化的开创者

在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只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是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出现时方才开始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制度一样被抛弃到垃圾堆里去”[6]。而在中国，这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运动，却需要由先进的中国人同时承担起来，这中间，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怎样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文化。中国曾经试图走保持文化传统基本要素的稳定选择的道路，进而又发展成为“中体西用”的文化折中论，结果发现，此路不通。于是又产生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而西方的现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带来的是千万无产者的愚昧和贫困；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带来的是残酷血腥的竞争和战争。这样，中国需要探索一条新的前进之路，不仅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且要区别于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新文化”。

因此，非严格意义地讲，自从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破中华帝国千年古老的“沉静”，中国思想界便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五四”前后，关于中西方文化的争论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在这场争论中，社会分化为竞争的阵营：梁启超、梁漱溟是用东方固有文化反对西方文化的典型，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现时已弊端显著，人类文化将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只有以孔家思想为“正鹄”，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人生”；而胡适、张东荪、吴稚晖等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认识到人类的文化发展经历着由低到高的变革，并抨击了宣扬封建主义的复古论调，且他们不仅完全抹煞中国固有文化的全部价值，而且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病百般辩护，这样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泥淖之中。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一度把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决不妥协地同封建守旧的所谓东方文化进行斗争，同时也开始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弊病，但取而代之的新文化是什么？他们从俄国社会主义的成功看到了希望，但还不具体。比如，李大钊在论述东西文化的差异时，便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正是在中西文化争论中，瞿秋白脱颖而出，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东西文化的论争。

瞿秋白投入东西方文化的论争，肇始于“五四”以后创办《新社会》旬刊的活动。这个时期，瞿秋白的认识还未脱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受到唯心论的影响。他以《新社会》为阵地，强烈地抨击了“东方文化派”所竭力维护的旧道德、旧纲常，但在打碎了旧的精神枷锁后，他也只能以抽象的空泛的“绝对的爱”作为新文化的精髓。他谈道：“这个‘爱’——绝对的爱——是无前际、无后际，人生的对象所以确定，人生的幸福所流出的。这个爱是伟大的、普通的、万能的心识。”“凡是违背绝对的‘爱’的不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社会影响，都是‘罪恶’。凡是能涵有培养绝对的‘爱’的意义之社会制度都是唯一的良好的制度——免除罪恶的制度。”[7]而能够体现培养这种绝对的“爱”的新社会是什么呢？在瞿秋白看来就是“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8]。可见，这时他还保留了激进的民主主义。(www.xing528.com)

瞿秋白到了苏联以后，看到了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也发现国内东西方文化的争论没有涉及根本的问题。他感叹道：“东西文化区别界限之大，骤然迎受不及，皮相的居多。中国此时一辈青年，所受社会思想的训育可想而知；旧的‘汉学考证法’‘印度因明学’，不知道；新的，西欧的科学方法，浮光掠影的很。”[9]回国以后，瞿秋白在主持《新青年》季刊工作后，连续就东西文化问题发表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重要论文，明确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争论的许多重要问题，瞿秋白首先指出：“所谓‘文化’，是人类一切‘所作’。”文化上的“一切所谓‘特性’，都有经济上的原因”。因此，东西方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屏障，它们都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公律”，只是因为东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才产生了二者的差异：“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东方文化的基础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10]。

显然，东方文化在旧的宗法社会已被外国资本主义炮舰所攻破，封建制度处于崩坏状态之际已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但中国旧的宗法社会和东方文化的衰落，是否意味着中国应当皈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呢？瞿秋白提出了否定的意见。首先，他分析了文化交流与人类进步的联系，批判了那种“非此即彼”的主张。他说：“人处于各种民族不同的文化相交流或相冲突之时，在此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或能为此过程尽力，同时实现自我的个性，即此增进人类的文化，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竟或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汩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11]

在此基础上，瞿秋白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落后于时代的封建宗法文化和资产阶级文明都在淘汰之列，东方文化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而西方文化也陷于苟延残喘。“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险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12]于此，瞿秋白明确指出，“只有通过世界革命走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道路”，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希望。具体地说，只有“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才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13]。

显而易见，瞿秋白是从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分析文化问题，和同时代的思想大家相比，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能够看到中国的未来，看到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因此，对问题的分析就要深刻、透彻得多。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就把“五四”以来文化问题的论争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封建复古主义的深刻批判，使文化问题的论战体现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从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