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原则和态度

实事求是，是治史的原则。我国史学有这个传统。郭沫若史学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

所谓实事求是，从史学方面来说，“实事”就是历史事实，“求”就是我们对史实进行研究，“是”就是历史的实情和规律。

乾嘉学者曾强调“实事求是”，但他们的“实事求是”，往往只是求“实”，而不是求“是”，即考究史实，多不了解历史的内因和规律，故难言实事求是。乾嘉学者这种学风，对近世史学尚有影响。

郭沫若治史强调实事求是。早在40年代，他就说过：“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青铜时代·后记》）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谈起自己的历史研究与胡适辈整理国故有所不同，说：“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的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局限的一步。”意思是，研究历史有两种泾渭分明的原则和态度，一种只是求实，“知其然”而已；一是实事求是，既求实又求是，通过求实以求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呢？郭沫若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联系实际。他说：“要真正实事求是，历史须用新的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奴隶社会》）而且“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海涛集》），即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不能犯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理论联系实际，就一定要养成既读书又求解的优良学风。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提出：“以前的读书人有一种毛病：‘好读书，不求甚解’。今天的读书人似乎有人又有一种毛病：“不读书，好求解甚’。我们好不好来一个辩证的统一：‘好读书，好求甚解’呢？”意思是，只读书而不深入探索，或不读书而胡思乱语，是两种有待纠正的坏学风，只有既读书又探索，才是良好的学风，才能实事求是。

好求甚解，切忌走极端，当务求平正。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产生不同意见，甚或出现歪曲。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或曲解呢？郭沫若认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乱对者不仅不能被你克服，而且你将要为敌对者所乘，把问题弄得更加纷拏的。”就是说，只有平正，才符合于实事求是；矫枉过正，有悖于实事求是，而且使问题更为混乱。古人治学论史，讲究“适”、“中”，就是要求恰如其分，而反对矫枉过正，说“过犹不及”。郭沫若“平正”之说，与其相通，而且提到了有关实事求是的高度。

为了实事求是，首先要“求实”。因为“实事”是实事求是赖以出发的基础，故治史必先求实，占有史料，考证史实。郭沫若对此有精辟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

郭沫若治史始终注意并多次谈到史料问题。他说：“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若是没有材料而谈社会史，简直是笑话。”（《谈古代社会》）有了丰富的史料，“谁也不会再有‘无米之炊’的感叹”（《〈秋瑾史迹〉序》）。他有个时候曾指出，“有些人发生了轻视资料、轻视旧书本的念头”是一种“偏向”[8]。人所皆知，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资料丰富得很，有文献、文物、传说等等，而郭沫若掌握的材料十分丰富。他曾说：“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十批判书·后记》）这是实在话。为了研究殷周史，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契余论》和《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作品。这对古代文字研究有杰出的贡献，也对殷周史研究有很大的价值，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要占有史料，必须很好地鉴别史料。对史料不加鉴别，是容易出问题的。郭沫若对此有一定的经验教训。在《十批判书》首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他首先就谈资料问题，分了“甲，关于文献的处理”“乙，关于卜辞的处理”“丙，关于殷周青铜器的处理”“丁，古器中所见的殷周关系”等四个方面详谈。他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这真是经验之谈。故他的《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除了表示“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承认自己所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之外，还对有些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做了认真的辨析。其实，他对这种工作也早做了。如对殷周青铜器的时代性及分期早就做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创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称誉。(www.xing528.com)

有了史料，就要整理分折。郭沫若说：“占有史料以后，要加以整理分析，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二步。这就要求我们在那么繁多的史料中分清主次。”史料的主次若何？郭沫若接着说：“在史料中，有重要的、次要的，也有无关重要的。我认为，对民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有关的史料是头等重要的，应该尽量搜集，优先整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特别重视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应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以上引文均见《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郭沫若所提应把搜集和整理经济方面的史料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可谓有识之见。这与他强调史学为社会服务的方向实为一致。记得郭沫若于50年代一再提到史学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现代化服务。如说：“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又说，史学研究如同学术研究总的方向一样，“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请允许我们引申其意，那就是：新政权建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只有发展了经济，政权才能巩固，社会才能继续前进。史学为经济建设服务，自然也就是最重要的任务。回顾我国古史可知，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历史，显示了国家兴亡与经济荣枯息息相关。古人早知其中底蕴，司马迁写秦汉之际的历史，交待得较为清楚，细看《史记》即明；唐太宗、魏徵君臣谈隋唐之际的史事，也说了不少，翻阅《贞观政要》便知。今胜于古，古人明白的道理，今人岂能不明！通识如郭沫若，不愿夸夸其淡，只是点到为止而已。

历史研究不能只是“求实”，还要认真“求是”。郭沫若说：“占有和整理了史料，如何运用它们，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就指出了“求是”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郭沫若研究古文献和古文字，不是为此研究而研究，而是掌握其材料，研究殷周社会史，研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性的问题。他创造性地把两种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求是，是在“实事之中求其是”。如殷王陵墓的发掘，发现了殉葬现象。有的学者承认这是事实，但采取慎重态度，不敢据以推断社会史性质。郭沫若则据之断言“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他数十年间不断探索和论证殷代奴隶制问题，晚年做出结论：“殷代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已经没有问题了。殷代祭祀还大量地以人为牺牲，有时竟用到一千人以上。殷王或者高等贵族的坟墓，也有不少的生殉和杀殉，一墓的殉葬者往往多至四百人。这样的现象，不是奴隶社会是不能想象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此说实事求是。故他的这个看法，现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在“求是”问题上，郭沫若早年英气勃发，不取“阙疑”谨慎态度，宁可冒“妄腾口说”之讥（参考《卜辞通纂序》），而以新观点，研究新材料，做出新的解释。“阙疑”标榜者只是就事论事，虽有一定成绩，但没有揭示出社会史性质。如王国维对殷周史的研究，掌握史料颇丰，但提出的问题只是继承之制、庙数之制、婚姻之制等，再不进而言社会史性质。而郭沫若则以私有制、奴隶制等新观点做出新的解释，揭示了殷周为奴隶社会。

郭沫若早年曾冒“妄腾口说”之讥，那他是不是真的妄腾口说呢？不是的。他早就声明：“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青铜时代·后记》）而且反对那种“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的“空洞无物”的所谓研究（参考《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理论性强，而又不泛谈理论，可说是郭沫若史学的一个特点。郭沫若一生写了那么多历史论著，却从来没有一篇专尚“空洞无物”之论。对待考据与空论两者，他宁可倾向考据。他说：“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炊事员仅抱着一部烹调术，没有做出席面来，那算没有尽到炊事员的责任。……我们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以史料代替史学。但如有少数人一定要那样做，我认为也可由他去，因为这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要好一些。”（《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此，我们想起：乾嘉学者趋尚考据成风，章学诚批评这种风气，曾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之讥（《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同时又反对“腾空言”，鄙视空言性理而掉虚文，说：“文章翻空，学无摭实。今之学者虽趋风气，竞尚考订，多非心得，然知求实而不蹈于虚，犹愈于掉虚文而不复知实学也。”（《文史通义》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意思是，腾空言、掉虚文还不如务实学、搞考据。看！郭氏与章氏说颇为相似。

郭沫若研究历史，既求实，又求是，两者辩证的统一，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故有突出成就，开创了一代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