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与通鉴：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基本问题

通变，是通古今之变，探索历史发展规律。通鉴，是以史为鉴，明确史学为社会服务的任务。这是史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问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史学大家的通识，必然有此首要的问题。

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郭沫若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

司马迁写中国远史，提出了“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的问题。他从上古五帝写到“今上”汉武帝，勾画了古今历史变化，把历史分为五帝时代、夏商周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汉时代等几个历史阶段。其中尤以写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剧变最为突出。这当然还谈不上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但司马迁还是捕捉到了历史变化的某些秘密，如他提出了“承敝通变”的观点，说商汤、周武是“承敝通变”（《史记·平准书》）的，汉兴是“承敝易变”（《史记·高祖本纪》）的，社会史、自然界也是“承敝通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意思是，历史不可能无敝，也不可能不变，历史出现了敝，就酝酿着变，敝是变的历史前提，变是敝的必然趋势，敝与变是辩证的历史关系，故必然是“承敝通变”[1]。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杜佑著《通典》，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王夫之写《读通鉴论》，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他的思想和观点，尤其是对历史阶段的判定，大多接受了司马迁的看法。但古代学者写史，即使如两司马等大史家通古今之变，都只是觉察和记述了历史变化的某些表面现象，只能说有历史变化观点，根本谈不上阐明历史发展规律。

近代以来，有些史学家致力于探索历史运动轨迹。梁启超标榜“新史学”，以为史所贵者，在于记述人群的相互关系，“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新史学》），“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史国历史研究法》），实际上是要以近代进化观点来写人类社会进化史。但他没有写出中国通史来。从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自黄帝至秦统一）、中世（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近世（自乾隆末年以来）三个时代，分别称其为“贵族帝政”“君主极盛”“文明自由”[2]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政权变易，比古代史学家的历史观高明不了多少。夏曾佑、吕思勉、钱穆等写中国通史，不同程度地写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而历史观大体不离进化论的窠臼。

郭沫若自本世纪20年代末以来，近半个世纪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占有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自起初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始，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等历史阶段，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使中国史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何干之早就赞叹：“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董作宾也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吉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3]。他承认郭沫若开创了唯物史观新史学。

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其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为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显然，郭沫若在近代史学新潮流中，不仅预流，而且领导了新潮流。他的新史观，不仅使古代两司马的历史变化观相形见绌，也使近世梁启超辈的历史进化论大为逊色。

通鉴，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古老传统。郭沬若对此大为发扬，大有发展。

以史为鉴，就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激励人们学习历史，从中吸取营养，提高素质。这主要有下列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说清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启示人们学习历史，创造历史。

我国人民创造了数千年灿烂的文明史，还有博大的史学、丰富的史籍，如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有《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九通，还有《明实录》《清实录》等历朝实录……真可谓浩如烟海。这些史书昭示人们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个文明古国，对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众多有识的史学家，都把修史作为神圣的历史使命和重大的历史任务；都谆谆告诫人们要认真学习历史，认清历史大势所趋，引导人们向前看；都启发人们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为创造历史做出新贡献。司马迁就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周恩来同志说过：“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5]只有学好历史，才懂得如何创造历史。

郭沫若无论在流亡海外或战争动乱的年月，还是在祖国新生或“文革”内乱的时光，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著述历史，他曾坦率地承认自己有“历史癖”。他还明确地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目前虽然‘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这种对史学高度认识和“鸡鸣不已”精神，充分说明郭沫若深明治史的使命，自觉地挑起史学重担，而为中国明天奋斗的历史使命感。(www.xing528.com)

其次，劝善惩恶，褒贤贬奸，建设精神文明。

我国传统史学以写历史人物为主，以人物活动体现历史是一大特点。历史人物林林总总，有善有恶，有贤有奸。古代史学家在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之时，很注意区别对待，分类记述，并充分运用批判的武器，或褒或贬，或劝或惩，企图达到“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刘知幾《史通·直书》）的目的。我国古代的史籍，都大量地记述着历史人物的言行，记载着他们立功、立德、立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在史简上，入木三分地刻写着汤、武仗义诛伐暴君桀、纣，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吴王夫差亡国丧身，楚屈原忠贞爱国，齐王建卖国投敌，苏武仗节牧羊北海，李陵羞辱偷生异族，岳飞抒情高唱《满江红》，秦桧愧疚“无语，惟流涕”（《宋史·秦桧传》），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治史经世，晚清众志士救亡图存……种种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足资人们学习借鉴。《易》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卦》象辞）就是教导人们学习前言行为，提高修养，更好地为人处世。古今无数伟人名家，如孔子、毛泽东，无不多识前贤往行，无不从历史中吸取营养，而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我国人民多从鉴别历史人物善恶贤奸中，“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通鉴表》），赞扬前贤流芳百世，讥刺昔奸遗臭万年，从而提高文化思想素养，建设精神文明，推动祖国历史前进，立于世界毫无愧色。

郭沫若长于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慧眼识前贤，乐于宣传之，歌颂之，标“人民本位”（《十批判书·后记》），定“历史作用”[6]，要求“历史主义”，反对“把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人”[7]，为一些历史人物沉冤翻案昭雪，甚至将他们巧妆打扮，由历史后院领到戏剧舞台。孔子、屈原、秦始皇、曹操、曹植、蔡文姬、武则天、李白、杜甫、王安石、郑成功、李自成、秦良玉、戚继光，以至近代的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经过郭沫若的评价介绍，面目一新，令人刮目相看，甚至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影响亿万群众论长道短。信陵君和如姬窃符救赵，聂政刺相兼君，屈原爱国图新，曹操脸色大变，蔡文姬感情流露，武则天大显作用，夏完淳少年殉国，郑成功立功扬名……一个个形象生动，一幕幕古事今现。历史通过人物而再现，爱国精神由此而感人，民族自信由此而激发，这比一般的史籍和教材产生了更巨大强烈的效果。

再次，发扬民本思想，肯定改革作用，提供人们深思。

“民本”，是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之一，也是一个史学思想传统。《尚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的话，意思是，老百姓是国家的基本，民心向背决定着君王和国家的安危。《诗经》上说：“官民宜人，受天之禄。”（《大雅·假乐》）意思是，只有对民有德的人，才能得到老天的辅助和禄位。这是传统的经学思想。古代史学家大多遵奉这种民本思想。他们往往述及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或君王安危。司马迁强调为政者要顺民意、得民心。他写秦汉之际的历史，论秦亡汉兴，主要在于民心向背，秦酷刑法，民众反之，故秦亡；汉“承敝通变”，“使民不倦”（《史记·高祖本纪》），民心向之，故汉兴。班固重视民生问题。他说：“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汉书·食货志》）这八个字，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要点。意思是，首先安民，使社会安定而不骚乱，百姓安居乐业；再是富民，使百姓足衣足食，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富；还要教民，使民知礼守法，安富戒侈，使社会有良好的风气。如果办到，国家自然兴盛；若办不到，必然衰败。马、班这种思想，对后世史学有良好的影响。

郭沫若史学，把古老的“民本”思想提到新的高度。他认为民众斗争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力量，说：“历代的改朝换代本来都是人民的抗争。特别鲜明的不是秦朝的灭亡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又认为人民是历史变革的主力。他探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如说：“时代长远，史料丧失，各国变革的详细情况不大明了。但有一点是值得重视的：随着私田的大量垦辟，在公室和私门之间不断地展开了争夺人民（主要是农业劳动力）的斗争。在春秋末年，各国的私门每每反用大斗小秤的办法，同公室争夺人民。他们用大斗出、小斗进，大秤出、小秤进的办法以笼络人心，把公室的劳动力抽成一个真空。这样私门终于把公室吞并了，所依靠的主力军其实就是人民，是人民的力量完成了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历史使命。”（《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他有一度还提过“人民本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参考《十批判书·后记》《青铜时代·后记》《历史人物·序》等）。所谓人民本位，就是以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和人民利害的关系，来判定其善恶贤奸。这显然是民本思想的发展。他在50年代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当视“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衡量尺度，也没有排斥“人民本位”的思想。如他评价曹操，认为：“事实上他能够恢复封建制度下的生产秩序，把人民从流离失所的情况扭回来，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在当时倒是进步的事业。”（《替曹操翻案》）这就把有利人民和历史作用两者结合起来了；因为两者的基本要求，都是把握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要有利于人类根本的利益，本来就没有多大矛盾。

改革，只要符合历史需要，有利当时社会，推进历史发展，自然是进步的事业。我们这里谈的，就是指这种改革，而不是指那种坑民害国的倒行逆施。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战国时代秦国的商鞅变法，汉魏之际曹操的屯田政策，北宋年间王安石的变法，对当日社会或历史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古代史学家对历史上的改革评价不一，或讥或颂，或是或否。讥者非者，鼠目寸光，毫无史识，充分暴露其保守态度。颂者是者，眼光非凡，具有史识，但也颇有局限性。如司马迁评商鞅变法，一方面，说变法效果好，“秦民大说（悦）”，“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人富强”，肯定商鞅变法的作用；另方面，又说商鞅“天资刻薄”，打击保守势力，足见其“少恩”（均见《史记·商君列传》）这话就天真欠妥。

郭沫若对历史上的一些改革，具有卓异不凡的通识，运用唯物史观，多做了恰当的评价。如论评商鞅变法：“秦国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年）由于商君的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耕战，图富强，才扬弃了奴隶制而转入封建制。”“秦自孝公以后至于始皇，相传六代，沿守着商君的法制，奖励耕战，勤俭建国，发奋图强；又加以得到地理上的形势，居高临下，俯瞰着关东六国，远交近攻，进行蚕食；而关东六国则与此相反，法制不定，内乱时起，互相攻伐，彼此削弱，终至遭到秦国的各个击破。因此，秦虽变法最迟，而却收到了最大的成功，变法以后仅仅一百三十年，在秦始皇的手里终于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同时也完成了此后统治全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大封建局面。”（《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这不仅确定了商鞅变法在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且还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意义。

再如评论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相后，就雷厉风行地实行他的主张”，进行变法。当时宋政腐败，贿赂风行，百姓遭殃。“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是在拯救这种毛病……其最高的目的是想达到‘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穷’。他是想由上而下来革命，结果没有行通。这也证明他的路向是错了。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王安石》）这既肯定了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实是一分为二的。

郭沫若通古今之变和以史为鉴，有明确的宗旨和方向。他说：“研究古代，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破除迷信。其优秀遗产，则挹之以益今。否则将沉溺而不返矣。”（为《考古学报》的题词，见《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他的通识，启发人心智，有益于社会，能促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