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及其优化方案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历史有很丰富的精辟的论断，从时间上看，上自古代，下迄近现代；从内容上看，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和许多历史人物。他对于中国近百年史的科学分析及革命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意义。

关于近代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同志认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从十个方面揭示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切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斑斑血迹的图画”。他指出，封建剥削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剥削的结合，民族资本的某些发展及其软弱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62]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63]毛泽东同志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名著的第二章《中国革命》里，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作了透彻的科学分析。[64]正因为他正确地分析了百年以来的中国国情，明确了百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才能正确地分析有关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无论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上都是极为重要的头等大事。

关于近代中国的革命。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的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65]换言之，亦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帝国主义始终不能灭亡中国[66]。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而在整个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67]。从革命发展阶段来看，“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68]。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历史教训是：“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抵御不住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也抵御不住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宣告破产了，“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69]。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从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70]；“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71]，而必然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理论，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并引导全国人民成功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思想。

跟革命和建设的要求相结合，毛泽东同志重视民族传统和历史遗产。在民族传统方面，毛泽东同志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革命传统，重视全国各民族革命传统，重视全国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关于历史遗产问题，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2]；“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73]；“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74]。他所说的“珍贵品”、“珍贵的遗产”、“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都是指历史遗产而言，或者说都是包括在历史遗产范围里面。他对此是看得很重的，认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75]。所谓“另一任务”，是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相对待而言的。

关于总结历史遗产的方法，他认为：一是要“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一是要区别精华和糟粕，亦即“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区别的目的是为了决定去取，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76]，避免对于古代文化的“一概排斥”或“盲目搬用”[77]。

关于继承和借鉴历史遗产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是反复加以强调的。首先，他认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78]。这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的。一切现实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都是属于“当前的伟大运动”，都需要有历史的经验作为借鉴。其次，这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是就历史遗产、文化传统对全民族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所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来说的。他在抗日战争年代指出这一点，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再次，这也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79]；批判地接收古代文化，必定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80]。另一方面，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81]。这两个方面，前者着重于从新旧文化的固有联系来说，而后者主要讲的是借鉴与否跟新文化的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内容很丰富，对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的论述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他对古代中国的论述方面。他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82]他又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83]这些论点揭示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与本质，对研究我国中世纪历史极为重要。特别应当强调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都是跟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他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1983年第1期）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4页。

[2]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1页。

[3]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548页。

[4]《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211页载明：此文发表于1919年5月和11月。这里，本文系用《李大钊传》说，详见这书25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5]详《李大钊传》附录：《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6]《李大钊选集》185—18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7]《李大钊选集》186—18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8]《李大钊选集》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9]《史学思想史讲义》，《李大钊选集》29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10]《史学思想史讲义》，《李大钊选集》28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11]《李大钊选集》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12]《李大钊选集》5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1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14]《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

[15]《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16]《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新版序》。

[17]《社会史简明教程·自序》。

[18]《中国社会史教程》291页，上海：文化供应社1949年5月新2版。

[19]参见《中国通史简编·绪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版；刘大年同志《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20]《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序》

[21]《中国政治思想史》6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版。

[22]《中国政治思想史》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版。

[23]《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

[24]《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

[25]《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

[26]《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

[27]《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初版序言。

[28]以上均见《李大钊选集》228—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29]《李大钊选集》181—18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30]《李大钊选集》289—29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31]《李大钊选集》488—48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32]参见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前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校印本。

[33]以上参见何干之同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第四章及第九章。

[3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98、499—500页。

[35]《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260页。

[36]《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778页。

[37]见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38]《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92页。(www.xing528.com)

[39]《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见193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40]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4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68页。

[4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587页。

[4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595页。

[44]《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998—999页。

[45]《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757、759页。

[46]《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758页。

[4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98页。

[48]参见《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49]《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755页。

[50]《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756页。

[51]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52]叶桂生、刘茂林：《吕振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

[53]《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765页。

[54]《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759页。

[55]《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772—773页。

[56]《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376页。

[5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99页。

[58]《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68页。

[59]《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932页。

[60]《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讲》，《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830页。

[61]《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1944年1月9日），见198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62]以上参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589—594页。

[6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594页。

[64]《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595—615页。

[65]《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40页。

[6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595页。

[6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00页。

[68]《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523页。

[69]《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403页。

[70]《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02—603页。

[7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34页。

[7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99页。

[73]《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67—668页。

[7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817页。

[75]《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99页。

[76]《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68页。

[77]《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984页。

[78]《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99页。

[79]《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68页。

[80]《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984页。

[8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817页。

[82]《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885页。

[8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