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对史学工作的理论探讨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一向十分重视史学工作。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关于史学工作的理论和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同志重视史学工作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指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4]这里，他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把史学工作提到革命政党能否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到关于革命运动成败的重要位置来看待。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把史学工作摆在这样要紧的地位加以强调，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是一种能够正确地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工作。对于指导一个伟大运动的政党来说，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的前途，就可能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迷失方向。他的这一思想，在《实践论》中是做了明确的阐述的。他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35]这种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第二，他认为，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认真地研究中国现状，才能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36]。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性的创造，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胜利地指导革命运动。第三，他认为，史学工作可以给无产阶级政党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作为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借鉴。他精辟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7]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农民革命，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覆辙，毛泽东同志早在红军创建初期就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38]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同志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39]这足见他对史学工作者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分重视。60年代初，他读《新唐书·姚崇传》，把姚崇向唐玄宗的十条建议誉为“十条政治纲领”，“他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有的对我们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40]。说明他自己读史，也是极注重于吸取历史经验的。

毛泽东同志重视史学工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史学工作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重要的，对全民族来说也是重要的。关于后者，主要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41]。所谓“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这话是很有分量的。他在讲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时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42]。他在讲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43]1945年，他在总结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时写道：“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44]史学工作应当给人以启发，给人以信心，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这是史学工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

毛泽东同志重视史学工作和端正学风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能否注重研究历史，是衡量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的标志之一。他说，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则相反，“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5]。他批评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46]他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而“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47]。他的这些话，都是在讲到党的作风和学习的问题时反复加以强调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史学工作，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都曾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具体的指示。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系统地阅读二十四史，并且做了许多批注、圈点、勾划，有的部分是一阅、再阅，以至达到五遍之多[48]。他的这种勤奋读史的精神，证明他始终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及现状相结合的原则。他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正是他一贯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表现。(www.xing528.com)

毛泽东同志重视史学工作的重点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于史学工作的重点是有明确的看法的。他认为：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都应当研究，既要懂得希腊罗马，也不应忘记“自己的祖宗”[49]。而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工作来说，他在1941年5月曾指出：“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50]十分清楚，毛泽东同志是主张把史学工作的重点放在对近百年史的研究上的。这固然是由于近百年史的研究是当时史学工作的薄弱环节的缘故，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当时革命事业的迫切需要。1940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在写给范文澜同志的一封信上说：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文化反动十分猖獗，思想斗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讲经学史，要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批判[51]。稍后，他又建议吕振羽同志写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52]。这都说明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工作。他还提出具体的建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53]他的这些意见和指示，对推动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工作，明确史学工作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里，还提出了许多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的精辟见解。第一，关于理论、材料、结论。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应当“不凭主观现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54]。他在《整顿党的作风》里又说：“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55]从史学工作的方法来看，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详细地占有史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忽视理论的指导或轻视材料的作用，都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第二，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毛泽东同志强调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56]他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时，还有许多精辟的论断。第三，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历史应当注意到古今的联系，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57]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义”，意即不要离开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注意把辩证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过程之中。他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58]割断历史固不足取，颂古非今也是错误的：它们都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第四，要肯定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9]这个思想贯串于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反复强调：“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60]“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61]这些话虽然是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讲的，但它所反映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无疑也是应当遵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