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17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进展

从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首先表现在高校历史系的改革、历史研究单位与历史博物馆的建立、全国性史学刊物的出版和一些史学家进入党政领导机构。改变旧的课程设置和旧的教育内容，是改革高校历史系的两个方面的重要任务，而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和运用。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但确是卓有成效的。有不少历史工作者，就是在改革高校历史系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单位的建立，在出人才、出成果两个方面，都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一些地方性的博物馆的建立，在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遗产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进入党政领导机构，不仅说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人民所需要、所重视，而且也为它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有利条件。所有这些，都是旧中国无法做到的。

古籍与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的进行，是十七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后，我国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古籍校点、资料汇集、档案整理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校点、出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重大工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和《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都是历史资料汇集方面的巨制。50年代，史学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是一项很有意义、很有成绩的工作。调査材料，所得数量很大，约在二万万字以上。如此丰富的材料，对我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各种重要历史问题的提出、讨论和有关文集的出版，是建国以来史学上又一成就。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我国历史学界先后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广大史学工作者就这些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争鸣”，使我国历史学界在整个学术界中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争鸣”所获得的成果，大多收集在后来出版的有关论文集里。它们是：《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是参加讨论的各方都提供了不少新材料，使问题深入了，而大多数历史工作者又都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问题，这就大大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这个时期，全国文化界和学术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以及对胡适反动哲学思想的批判，是我国思想战线和理论战线的重要收获，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历史工作者批判总结文化遗产的能力和水平。

建国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纷纷拿出了新的研究成果。范文澜同志改写了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改称《中国通史》），规模扩大了，观点和材料都比以前更扎实了。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初稿在60年代初已经写成。他在建国后还写了一批考古方面的文章，后来都收在《文史论集》（1960年）和《出土文物二三事》（1972年）。他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十三个分册，最近已陆续出版。吕振羽同志修订了他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同志主编了《中国史纲要》。侯外庐同志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的巨著，编著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主编了《中国近代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纲》。胡绳同志新近出版了两卷本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它和上面提到的几部通史和思想史著作，是现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www.xing528.com)

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召开了，这对于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大学文科教材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文科教材会议后，中国通史及参考资料、世界通史及参考资料、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名著选等一些历史学科方面的教材相继出版，显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高校历史系教学领域的新进展。文科教材会议还推动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许多新的史学课题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例如，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革命史、断代史、国别史、经济史、文学史等，在60年代中期以前，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总的来看，建国十七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全面地认识和处理政治与业务的相互关系，因而不免在工作上出现某些偏差。例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一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也伤害了一些有成就的历史工作者，其中包括有个人独立见解的专家。此后，有“红”“专”的辩论、史论关系的辩论，对史料即史学的批判，“论从史出”的主张。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和群众运动的形式，对持有某些学术论点的人施加压力，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和影响。此外，还有“史学革命”的提法和“拔白旗”的出现，给一些专家、教师扣上政治帽子。针对这些混乱现象，我们的历史家是出来说了话的。如翦伯赞同志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和《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2年发表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就是针对当时的混乱情况，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批评了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是，“反右”扩大化及其影响下所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潮，不是历史家的几篇文章所能一下子扭转得了的。接着，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以影射史学罗织别人罪名，造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破坏。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