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壮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斗争的胜利

从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斗争，一方面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它面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有封建的，也有资产阶级的；有传统的，也有舶来的。只有对它们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占领阵地。在这方面，李大钊同志做了艰苦的开辟工作。1919年，胡适写文章宣扬“实验主义”，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又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这些谬论的矛头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是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李大钊同志立即给予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叫嚣以批驳。他著《再论问题与主义》，严正地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在文章中，作者着重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关系。[28]接着，他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29]。“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暴露了胡适的反动面目，也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1920年，李大钊同志在《史学思想史》里，对一切唯心史观进行清算。他写道，“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可称为新史观”，“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是在“抗辩”旧史观中树立新史观。[30]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更为趋向保守。1923年，李大钊同志在《时》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本来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于今日，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指出这些人在“行间字里，几全为悲观的论调所掩蔽，全为退落的历史观张目，而于进步的历史观深致其怀疑”。与此相反，李大钊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3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展开的“三大论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历史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其中，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对史学界的影响尤其重大。(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史论战主要围绕这样三个问题：一，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的情况怎样？[32]当时关于第一、第二个问题的争论，本质上乃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问题，亦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关于第三个问题的争论，则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直接联系，即关系到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做怎样的认识。因此，这些问题的论争，具有直接实践的意义，因而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当时，李季、陶希圣、王礼锡、胡秋原等托派分子和反动文人，从各个方面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李季认为，中国历史上缺了一个奴隶经济时期，所以在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缺了一个奴隶社会，而填补这个空格的则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认为周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秦至鸦片战争前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时代”，鸦片战争以后是“资本主义时代”。陶希圣始而认为中国自有神话传说以来，至鸦片战争前，都是封建社会，继而又提出战国至后汉是奴隶社会；他一时说中国从来没有封建社会，一时又说中国自有史以来就是封建社会，同时又说秦汉以来的中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胡秋原甚至宣称“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在中国则未曾有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氏族社会的继承者；秦至鸦片战争这一段历史是“专制主义时期”，在此之后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王礼锡同胡秋原一样，也认为在没落的氏族社会中，已孕育了封建社会的萌芽，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的存在；鸦片战争以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而由此上溯至秦则是一个“谜的时代”。[33]综观他们这些五花八门的“历史见解”，根本目的在于：第一，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第二，否认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从而否认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第三，否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否认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必要性。这可见，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从历史上论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回击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是当时革命的和进步的历史家的庄严责任，也雄辩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革命工作的深刻意义。在这个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得以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此后，中国继续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逐渐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胜利，甚至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可以说，30年代末至40年代问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少是在这次论战的推动下写出来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科学文化大军的一支重要方面军。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同一些披着史学外衣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体系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对于代表这些反动思想的小丑们，这里不一一列举了。